4月20日，107篇与中国研究机构有关的论文，被世界最大学术出版机构之一的施普林格（Springer）出版社撤稿，原因是同行评议造假。

4月24日，《人民日报》就此刊登评论文章分析称，论文造假显现有体制背景，对造假惩处不力、“第三方机构”横行、以论文论英雄的评价体系，都可能对“假论文”的批量出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观察者网转载该文如下。

原标题：捍卫真实就是捍卫科学的生命（人民时评） 作者：赵永新

科学研究是揭示真相、发现真理的神圣事业，真实诚信是其基本准则

近日，学术出版商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一次性撤销了涉嫌造假的107篇文章，论文作者均来自中国。涉及的单位不乏全国知名的三甲医院和重点高校。此次撤稿事件让学术界深感震惊，也在社会上引发广泛关注。

撤稿消息发布前，中国科协立即与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进行了接触。据了解，撤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不少作者是将论文交给所谓的“第三方机构”，由它们再向学术期刊进行推荐。这些“第三方机构”在推荐过程中未将论文进行同行评审，而是暗度陈仓作假。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论文作者、出版集团和期刊编辑都负有责任。但公平地讲，我们不能因为其他问题就拒绝检视自己存在的问题，涉事作者应该对此认真反思、承担应负的责任。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论文连续多次被国际期刊大规模撤稿。认真思考背后的原因，有学术品格的问题，更有体制机制的背景。

学术造假并不是中国的特有现象，但相比之下，国外对造假者的惩治力度非常大，真正起到了震慑作用：科研人员的造假行为一旦被查实，就会受到严厉惩处，其学术生涯基本终止，不管其名望有多高、潜力有多大。被追捧为有望冲击诺奖的“日本居里夫人”小保方晴子，因论文造假被单位除名，可谓身败名裂；被尊为韩国“克隆之父”的黄禹锡，学术造假东窗事发后被检察机关起诉，最后锒铛入狱。反观国内，虽然相关部门多次宣示“对学术不端要零容忍”，但通常是雷声比雨点大；对于那些涉嫌造假的“学术牛人”，更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之嫌。尽管主管部门和高校、科研机构都设有“学术道德委员会”“科研诚信办公室”等学术监督机构，但对于学术不端行为往往是“民不告官不究”，没能达到震慑心怀侥幸者的效果。

惩处不力，也表现在对造假帮凶——“第三方机构”的处理乏力上。一些利欲熏心的国内外机构打着“语言润色”“咨询服务”的幌子，为那些急于发表学术论文的人代写、代投，甚至伪造同行评审，提供“一条龙服务”。早在几年前，就有学者发布研究报告指出，我国的代写论文交易市场庞大、“产值”高达10亿元。对于这些帮忙造假的“第三方机构”，有关部门并非不知情，但受到查处的恐怕只是极少数。

以论文论英雄的评价体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论文造假。长期以来，论文成了科学研究最为重要的“硬杠杠”“金标准”，不管是职称评定、年终考核还是申请课题、评选院士，都要“数论文”。就连以治病救人为第一要务的临床医生也被套上了发论文的“金箍”，评职称时“做一千台手术不如发一篇SCI论文”。不同于医疗资源充足、医生时间相对充裕的发达国家，我国的医疗资源紧张，临床医生光看病就忙得身心俱疲，难有充足时间和精力潜心研究、撰写论文。这次撤稿主要集中在医疗领域，客观而言，扭曲的考评体系也是诱因之一。

科学研究是揭示真相、发现真理的神圣事业，真实诚信是其基本准则。论文造假的危害不仅在于损害了中国科技界在国际上的声誉，也不仅在于导致低水平研究重复、垃圾论文成堆，更为严重的后果是消解了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学术规则，侵蚀着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基石。可以说，捍卫真实就是捍卫科学的生命，纵容造假就是损害科学的未来。

中国科协相关人士指出，随着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科研评价机制的不断改革完善，为评职称、获奖励而滥发论文的现象正从源头得到治理。当前，我国的科研经费不断增加、科研队伍日益庞大、对科研的需求前所未有，科技界正视问题、对症下药、标本兼治，真正解决学术不端行为，我们完全有能力涤荡浮躁之气、建设科技强国。

德国施普林格是世界著名科技出版社，但近年多次曝出论文涉假问题

《人民日报》（2017年04月24日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