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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趋势2030:“个人”改变未来
关键字: 预测中长期报告美国未来趋势全球个人人权长期情报委员会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全球趋势2030》报告中展示了该委员会所掌握的丰富的数据和信息。由美国学术界,产业界和情报界的专家学者对其进行解读,对世界未来发展趋势做出了一系列分析和判断。由于美国情报委员会所能够掌握的信息和数据的来源非常广泛而准确,这些内容对我们理解今日世界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趋势,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同时,这份报告作为提交给美国政府决策者,同时也向公众开放的文件,其中也有部分内容是出于政治考虑的扭曲和故意误读。但作为一个管窥美国政府眼中今天和未来世界图景的窗口,这些内容仍然具有着重要的价值。
春秋战略研究所对这份报告的全文翻译已经完成,以下将其中部分内容刊出。
报告摘要:
今日之世界,地缘政治正在发生快速、巨大变化。本报告旨在激发针对这些变化以及未来15-20年可能的轨道的思考。与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布的往期一样,我们并非要对未来做出预测——那是不可能做到的——而是要提供一套思考未来种种可能性及其含义的框架。
“ ……我们惯常的思维和行为模式非常难以接受‘未来不同于当下’这样的念头,所以我们大多数人都抵触在现实中朝着未来的方向行事。”
——凯恩斯, 1937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这是充满希望的春天,也是充满失落的冬天……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
——狄更斯,《双城记》
2030年的世界将彻底的不同于今天的世界。2030年以前,没有国家——包括美国、中国,或其它任何大国——可以成为世界霸主。个人赋权和权力的扩散(包括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到非正式网络间)将造成深远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逆转自1750年以来的西方崛起,亚洲将恢复在全球经济上的重要地位,并在国际以及国内层面全面开创新的“民主化”时代。
单从大趋势中即可推断出2030年的世界新面貌——但世界可能朝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我们辨识出了六个颠覆性因素——即为:全球经济、治理、冲突、地区不稳定、科技、美国的角色——它们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2030年的世界是如何被改变的。若干“黑天鹅事件”——非连续性事件——将造成大规模干扰。
潜在的“黑天鹅事件” ——将带来破坏性冲击
严重流行性疾病
没有人能预测下一个传染给人类的病原体是什么,也没人知道下一次流行性疾病爆发的时间、地点。一个能使超过1%受感染者丧生或失能的易传染呼吸道的新病原体,是最有可能出现的破坏性事件。这样的传染可能导致全球各地数百万人在六个月以内受害甚至死亡。
气候变化加速
前所未见的巨大异常现象已经开始已更快的频率出现。多数科学家都无法自信地预测这样的事件。降雨量的快速变化——例如印度和亚洲其余地区的季风天气变化——可能严重破坏该地区的粮食供应。
欧元/欧盟解体
如不加以控制,希腊退出欧元区可能造成的附带损害比雷曼兄弟的破产大八倍,可能引发关于欧盟未来的更深远的危机。
中国的民主化或崩溃
未来五年内,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人均GDP预计将突破15000美元大关——这通常将触发民主化进程。中国的软实力可能大幅提升,引领民主运动的浪潮。许多专家认为,另一种可能性是中国民主化后,民族主义可能更加突出。中国经济一旦崩溃将触发政治动乱,波及全球经济。
伊朗改革
在越来越大的公众压力之下,伊朗的政体可能变得更加自由,通过谈判终结国际制裁和伊朗孤立的外交局势。放弃核武器雄心的伊朗如能专注于经济现代化,将对中东地区的稳定做出贡献。.
核战争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网络攻击
俄罗斯和巴基斯坦等核国家,以及伊朗、朝鲜等希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将核武器看作弥补政治和安全弱势的利器,增加动用核武器的风险。非国家行为体通过网络进行攻击,或者动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几率也在提升。
太阳磁暴
太阳磁暴可能破坏卫星、电网和多种敏感电子设备。太阳磁暴的爆发间隔不足百年,它对世界构成相当大的威胁,因为世界越来越依赖电力。
美国的撤退
美国崩溃或突然撤回本土可能会造成全球在相当长时间内处于无序状态;不太可能出现其它大国替代美国成为国际秩序的担保者。
潜在的“黑天鹅事件” ——将带来破坏性冲击
大趋势之一:个人赋权
受贫穷减少、全球中产阶级的大幅增加、受教育程度提高、新通讯和制造技术,以及医疗条件改善等方面的影响,个人赋权将在未来15-20年内显著加速。结构转变带来了全球中产阶级的增加:在人类历史上,世界主流人口将首次摆脱贫困,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里,中产阶级将成为最重要的社会、经济主体。个人赋权是最重要的大趋势,因为它既是其它多数大趋势的成因,也是它们的结果——包括全球经济扩张,发展中国家的高速发展,广泛开拓新兴通讯与制造技术。
一方面,我们看到个人发挥更大作用,在未来15-20年内应对全球挑战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结构转变中,个人及小团体将更多地接触到致命性、破坏性科技(特别是精确打击能力、网络工具、生化恐怖武器),使个人有能力动用大规模暴力——而这个领域原本是本国家垄断的。
个人能够通过许多现有的、以及有待开发的通讯技术来影响政治治理。虽然个人获得更大权力,但因为就业竞争加剧,许多人没有安全感。
消除贫困
今天,全球约有10亿人生活在极端的贫困(“极端贫困”的定义为每日收入不足1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近期提升至1.25美元。)中,每日收入不足1 . 25美元,10亿人营养不良。全球赤贫人口数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相对稳定,但随着总人口数量增加,其占比在下降。……东亚,特别是中国,在消除极端贫困上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而快速的经济增长将近一步减少贫困人口。南亚、中东以及北非地区的极端贫困人口也将减少。但在未来15-20年内,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极端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仍将比极端贫困线低10%。
“……我们看到个人发挥更大作用,可能在未来15-20年内成为解决日益增多的全球难题的关键。”
在多数情状下——除了最糟糕的情况——世界都能在2030年在消除极端贫困方面取得重大成就。但是,如果全球爆发长时间萧条,消除50%极端贫困的指标可能只能完成一小半:超过3亿人仍将生活在极端贫困和营养不良中。在经济低速增长的情状中,消除贫困的力度变小,新加入全球中产阶级的人数将比预计的少。
扩张的全球中产阶级
在未来15-20年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将显著扩张,不但绝对人数增加,占总人口比例也将提高。即使倾向于于保守的模型也预测全球中产阶级人口数量将从目前的10亿人增至20亿人(有许多种对中产阶级成员的合适定义。本报告所采用的国际未来模型更关注人均消费支出,而非人均GDP。中产阶级成员被定义为家庭每日人均支出10-50美元者——按购买力平价计算。高盛银行采用的标准为人均GDP在6000-30000美元范围内者,得出2010年世界中产阶级人口为12亿的结论。经合组织计算得出,2009年世界中产阶级人口为18.5亿;世界银行计算得出,2005年世界中产阶级人口为26.4亿。)。其它模型对全球中产阶级人数增加的预测更加乐观,认为2030年前可达30亿人(源自高盛银行2008年研究)。
我们研究的所有分析都指出,中产阶级扩张最快的地区是亚洲,从长期来看,印度的增长更甚于中国。
亚洲发展银行提出,如果中国“达成新目标,使家庭支出的增速至少达到GDP的增速,那么中国的中产阶级规模将爆炸式增长”,届时“75%的中国人口将达到中产阶级水平,日均收入2美元的贫困将不复存在。” 高盛银行在其全球中产阶级研究中,虽未提及中国和印度,但强调道 “(中产阶级)新晋者们的数量比世界数十年累积的总数还要多。”
据多项研究预估,非洲的中产阶级增速超过世界其它任何发展中地区,但目前其中产阶级基数非常低。
全球中产阶级消费占比预测图
界定中产阶级比界定贫困更难,因为计算依赖于购买力平价。许多中产阶级的新晋者们将处于中产的较低端。虽然被打上了中产阶级的标签,但按西方标准来看,他们的人均收入仍属“低水平”。新中产阶级中的佼佼者——即西方标准中产阶级——这部分人口数量将显著增长,从2010年的3.3亿增至2030年的6.79亿。
未来全球的主导力量多来自于这部分人口。
中产阶级的快速增长有着重大的意义。对汽车等消费品的需求将明显上扬。高盛的研究表明,资源限制将“比19世纪的欧美”中产阶级增长时遭遇的限制更加严重。
普遍来说,随着更多个体加入中产阶级的行列,他们将带来价值观的转变和对社会政治变化的呼声。历史上,中产阶级的崛起导致了民粹主义和独裁统治的出现,也促使世界走向更大的民主。人均GDP12000美元是一个分水岭,超过此标准的民主国家不会再蜕变为威权体制。
随着中产阶级的扩张,发展中国家的显著特征之一——收入不公平现象,将开始减少。虽然衡量不公现象的基尼系数降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也不会达到德国和芬兰等许多欧洲国家目前相对较低的水平。
虽然如此,人们仍然将保持对不公平现象的看法,认为不公平现象仍大规模存在,尤其是在城乡之间。这将促使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移民,寻求发展机会。他们在城市里致富的机会比在农村大得多,但越来越多的移民意味着,至少在初期,城市贫民窟的规模将扩大、贫穷现象也会增加。如果中产阶级新晋者发现保持中产阶级地位十分困难,他们将重新被拖回贫穷,他们将迫使政府做出改变。在历史上,水涨船高的期望得不到满足往往造成政治混乱。
全世界中产阶级总人口的上升掩盖了西方经济体内中产阶级面临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全球中产阶级消费支出中,美国消费者所占的比重将下降,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新晋中产阶级消费者(见第10页图表)。许多经合组织国家的经济增长减速将使西方中产阶级生活拮据的印象根深蒂固,而西方的中产阶级又要面对来自愈加全球化的就业市场的更加激烈的竞争,许多高技术岗位也受到竞争威胁。据估计,未来数十年中,北美和欧洲的中产阶级消费支出年增长率仅为0.6%。与此对应的是,据亚洲发展银行估测,亚洲中产阶级消费者的支出年增长率可能达到9%。
教育和性别差距
教育既受益于中产阶级的扩张,反过来也推动这一进程。个人和国家的经济地位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水平。中东和北非地区人民接受正规教育的平均年限将从7.1年上升至8.7年。该地区妇女受正规教育平均年限将从5.0年上升至7.0年。全世界多数地区的妇女与男子受教育年限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中高等收入国家和高等收入国家妇女的入学率、毕业率走在了前列。……通过国际未来模型展望2030年,在所有地区,变革的脚步将持续缓慢。中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等两性平等起点较低的地区,会继续走在其它地区的后面。东亚和拉丁美洲将可能是缩小两性差距最快的地区。在北美和欧洲等地的高收入国家,两性差距几乎肯定会在当前较低水平的基础上继续大幅降低。
通讯技术的角色
诸如第二代无线通讯技术(智能手机)等新兴技术的进步可能加速,赋予个人更多权利,也使发展中国家获取新能力。
在第二次无线通讯浪潮之下,发展中国家投资建设大型、昂贵的通讯基础设施的需要减小了。这些技术将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在第一次科技浪潮中突出的城乡差异。
在过去几年内,智能手机在非洲流行起来——65%的非洲人民已拥有获得它们的渠道。现在,数以百万计的非洲人民已经通过互联网与世界保持联系,而且他们正在通过这些科技手段与水传播疾病等拖慢发展速度的老大难问题作战。例如,肯尼亚西部一个提高用水卫生意识的项目就创新地利用智能手机追踪当地人行为变化。
社交媒体如何加速个人赋权
在教育技能和融入市场经济方面,穆斯林妇女一直走在后面。不久前她们成为了社交媒体的快速增长的用户。虽然一些数据表明网络参与度与激进化有关,但其带来的更多的是妇女赋权和团结。穆斯林妇女使用网络社区拓展她们的日常社交圈,在“安全空间”里讨论妇女权益、两性平等、伊斯兰法典中的妇女角色等话题。收入、文化程度和网络条件决定了妇女们是否能参与网络讨论,加入社交媒体平台。这些现象将在2030年前进一步扩大,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妇女将参与网络论坛的讨论,可能对社会和治理产生切实的影响。
医疗保健的改善
我们认为,2030年前,医疗保健将持续取得的进展,包括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即使面临艾滋病流行的威胁,数十年来,全球疾病的沉重包袱,已由可传播性疾病向非可传播性疾病转移。据我们的建模以及其它研究显示,在没有流行性疾病肆虐的情况下,2030年全球因可传播性疾病——包括艾滋病、痢疾、疟疾和呼吸道感染——死亡的人数预计将减少近30%。艾滋病的全球高峰期已经于2004年到来——当年即有200万人死于艾滋病。世界已经在消灭疟疾的道路上迈出大步,但过去的进展有时遭遇到“捐赠厌倦症”和疾病抗药性的抵消。不过,我们相信,在医疗服务一向薄弱的撒哈拉以南非洲,死于可传播性疾病者将减少,死于非可传播性疾病(如心脏病)者将增加,这个数字将在2030年左右持平。
“我们认为,2030年前,医疗保健将持续取得的进展,包括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
在其他地区——甚至在发展中国家——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等“慢性”病构成了多数病例,当前人类与非可传播性疾病和慢性疾病的作战已经使人类寿命预期延长。因人类在与可传播性疾病、母婴传染病以及产期疾病的抗争中取得成功,所以婴幼儿夭折率大幅下降,发展中国家的寿命预期必将延长。但是,富国和穷国间人均预期寿命的差距将仍旧明显。
更矛盾的意识形态环境
未来的世界是一个中产阶级崛起的世界;一个多重经济可能性的世界;一个权力更加分散的世界,意识形态环境将变得更加复杂和具多样性。全球化的经济将西方的科学论证法、个人主义、世俗政府以及法律至上等思想传播到那些希望取得西方式物质成功,但又不愿牺牲文化身份和政治传统的社会中。 对许多快速发展的社会来说,如何使传统政治、宗教和文化规范与全球化的西方进行良性、深层次互动,将是核心挑战。这关系到2030年前的全球治理、国家内部治理以及经济走势。
在动态的意识形态环境里,西方的“世俗的现代性”的概念不一定能为国际体系提供主导价值。宗教身份、环境担忧、资源限制和新通讯技术带来的个人赋权,增长或加深了(至少也保持了)全球政治的可选话语。当非西方社会继续进行经济转型时,缩略宗教、种族、文化、民族任何一种话语,都可能造成社会机能障碍、四分五裂。或者,西方思想与新兴国家长时期的交集可能将碰撞出新的混合型意识形态,促进全球在越来越多的方面达成协作,提高经济产出,促成全球治理问题上的更大共识。最近的欧盟全球趋势研究b通过全球调查数据发现,当世界各地的人面临相似的经济和政治挑战是,他们的规范和价值观中的“趋同”大于“分歧”。
国家和社会给予宗教的角色将处于这场关于意识形态的辩论的核心。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的力量得以加强,随着全球民主化、政治自由化、通讯科技的进步,宗教的声音被更多人所接收,宗教团体也在某些领域取代政府,提供政府未能提供的服务,成为全球政治的关键力量。
在全球经济乱局中,宗教组织有能力从宗教角度定义治理规范,以及鼓动教徒参与跟经济和社会正义相关事务。这使宗教思想和信仰在全球政治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在这个新的时代里,宗教思想、宗教行为体和宗教机构可能会在精英和公众阶层变得越来越具有影响力。
民族主义是另一种可能增强的力量,特别是在东亚等领土存在争议、国势快速变化的地区。此外,许多较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国家——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资源匮乏现象和气候变化问题,使不同的部落和种族互相倾轧,突出身份的分歧。当对基本资源的需求剧增时,本已紧张的部落、种族、宗教、民族关系可能剑拔弩张,此时,意识形态的力量可能尤其强大,具有社会破坏性。城市化——人们一度认为城市化会带来世俗化——它实际在某种意义上增加了宗教身份表达的多样性。走向城市移民——例如俄罗斯和欧洲的穆斯林——促进了宗教的融合。城市化促进了对宗教组织提供的社会服务的需求——这是伊斯兰和基督教活跃者有效利用宗教凝聚力和影响力的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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