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新苏黎世报》9月11日刊登了对纪录片《提比与他的母亲们》导演乌里•梅尔的专访文章，梅尔在采访中表示，对上个世纪60年代被迫与家人分离，寄养到瑞士家庭的藏族儿童来说，十四世达赖的道歉极为重要。

这篇题为《达赖的道歉极为重要——对纪录片<提比与他的母亲们>导演乌里•梅尔的专访》的报道指出，导演乌里•梅尔揭露了商人查尔斯•埃西曼私人领养行动的道德荒谬。两百名被带到瑞士的儿童是活生生地被人从他们的亲生父母处抢走，始作俑者是当时年轻的达赖喇嘛。

1959年，达赖从西藏出逃，数万藏人追随其抵达尼泊尔，并进入印度北部。达赖出于“藏独”的政治目的，与瑞士商人查尔斯•埃西曼相勾结，制造了“藏族孤儿”事件。

埃西曼曾担任阿特尔电力公司要职长达30余年。自1960年起，经达赖同意，他先后领养过3名西藏儿童。作为报答，人脉广阔的埃西曼向达赖允诺，帮助200名西藏儿童寄养到瑞士家庭以及位于特罗根州的佩斯塔洛兹儿童村。后来，他在一份报告中透露，这批孩子中其实只有19人是真正的孤儿，其余的至少拥有单亲，有的甚至父母双全。

纪录片《提比和他的母亲们》于今年年初上映，该片以令人震撼的方式展现了一位曾经的藏族孤儿，现为瑞士社会教育工作者的57岁的主人公提比•伦珠次仁的命运。1963年，提比在未经其生母同意及不知情的状态下被人抢走，等他再次见到母亲时，业已成年。

为拍摄这部纪录片，梅尔查阅了大量资料，清晰地反映出当年两名当事人考量的不同：埃西曼个人极想收养一名孤儿，达赖的意图则是通过输送这些儿童培养未来精英。达赖原本计划，让这批“孤儿”长大成为工程师、建筑师、医生和教师，然后返回印度，效力于“流亡政府”。但是，200名儿童中无一人返回。骨肉分离带来的心灵创伤至今尚未愈合。

1959年8月，埃西曼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报道，内容是达赖请求美国及其他国家，为数千名“未来将成为其民族领导者”的年轻藏人提供教育机会。这篇报道点燃了埃西曼与达赖接洽的热情。

1960年8月，达赖的兄弟在瑞士日内瓦联合国总部逗留期间，埃西曼即通过他介绍了首名西藏儿童。两个月后，按照与达赖的约定，一些所谓的西藏“孤儿”抵达瑞士。正如导演梅尔在纪录片DVD加长版的附册中记述的那样：人们很快就明白了，这些“孤儿”往往来自有权有势的贵族家庭，且大多数人的父母依然健在。此后，在埃西曼通过媒体呼吁下，近300户瑞士家庭提出领养西藏儿童申请。1961年至1964年间，共有近200名儿童分批抵达瑞士。其中，约40人被安置在特罗根州的佩斯塔洛兹儿童村，158人被经埃西曼挑选的瑞士家庭领养。

尽管埃西曼凭借自己在电力行业的地位与瑞士联邦政府关系紧密，但他的私人领养行动起初并未得到许可。直到1961年9月中旬，首批藏童抵瑞后，埃西曼才与瑞士联邦警察部门展开决定性磋商。梅尔在联邦档案馆查到的一份笔录显示，警察部门当时对该项目十分质疑。警方负责人在笔录中曾注明，埃西曼及其周围人其实都明白，这群儿童今后返回亚洲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许多藏族儿童长大后不愿与自己的亲生父母相认，强烈的被抛弃感给他们的心灵造成了永久的创伤。约90%的“埃西曼儿童”在抵瑞几年后忘掉了藏语。仅凭这点就加深了他们日后与亲生父母交流的困难。在瑞士西藏流亡社区内部，这批“埃西曼儿童”也愈发成为边缘人。与那些以家庭为单位安置在佩斯塔洛兹儿童村的孩子相比，他们因无法讲或只能说几句藏语而经常遭到周围人的嘲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