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2日　　星期五　　晴　北京时间16：30

UA888Y航班（北京到旧金山）43B座位

飞赴美国的途中思考

走进机舱，把电脑包放在脚下，倒头就睡，醒来时，舱顶屏幕地图显示飞机已跨越日本上空了。这时我才狠狠意识到自己是在出国，而不是普通地出一趟门。但事实上，我昨晚12点半下班后才开始收拾行李，一大早还参加了清华大学的钓鱼岛问题研讨会，然后快11点才晃晃悠悠地从海淀出发，赶13点40分的航班。我不是在炫耀自己的从容，而是想说越来越多中国人开始习惯了全球化下的生活高节奏，养成了跨国长途奔袭前的工作淡然。

换成20年前，甚至10年前，能去一次美国，那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能都是至上的荣耀，但现在，越来越多中国人，尤其在京沪穗深等地，无论多么愣头青，恐怕也很难有当年那番仰望与向往出国的紧张感，以致于在行前会显得慌慌张张、毛毛糙糙。就像现在只要是一架国际航班的飞机，就会有中国人一样（这架去往旧金山的航班里更多，因为那是全美华人最多的城市），对相当一部分人看来，出国已经习已为常了。

上月趁周末带母亲去香港旅游，那是她第一次“出境”，但看着维多利亚港湾、高楼林立、海洋公园，长年呆在小县城的她看不出兴奋感，只是说“还行，还行”，偶尔还会说香港有一些旧。回想10年前我去香港念书，也是首次“出境”，那是多么有“神圣感”啊。更值得玩味的还有，前段时间遇到一个上海青年朋友，刚刚第一次去纽约回来，竟大大咧咧、笑笑呵呵地和我说，纽约？那就是一个大农村！

很明显，中国社会的心态正在随着国家崛起而复兴。这种心态无论是赞之为自信，还是贬之为自夸、自负、自诩、自大、自我崇拜、自我感觉良好，但肯定不是自卑、自怜、自惭形秽。至于有一些好批判者讲，对外狂妄也是一种小国、弱国心态。坦白地说，我是无法理解这种逻辑的，至少与普通老百姓真实、直观、不假修饰的内心外露不符。

或许也正是这种社会心态，过去一个月，至少有五位朋友调侃我，你怎么“舍弃”十八大，去看美国大选呢？调侃多了，我有点尴尬，只能调侃式地反驳：“因为那几人名单里没有我，下次也没有我，所以……。”

的确，大崛起的眼球效应，让很多新闻人对中国有种难舍难分感。去年，一位同行原本准备派往英国常驻，因为今年的伦敦奥运会是全球盛事。但他婉拒了。他说，2012年呆在北京多精彩，党代会年的中国才有看头呢。这位同行真是英明，从春季的重庆，到夏季的什邡、启东、沈阳，再到秋季的钓鱼岛、宁波，中国一点不寂静，相反，却是一个不缺少新闻的国度。一位中文讲得比很多南方人还标准的英国某大报驻京记者向我抱怨：哎呀，忙不过来。一件新闻事件没写完，另一件新闻又发生了，根本来不及。

也许中国新闻学界该关注一下，当中国变成是国际新闻的天堂，甚至可以称之为国际新闻的未来时，全球传媒格局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真的是一个正反辩证都能丰富回答的课题。几年前，我曾约过一篇评论，题为“乡长也要有国际意识”，讲得是中国任何一个乡村的新闻，都会引起国际关注。果不然，2011年后广东汕尾乌坎村、山东临沂东师古村都成了国际媒体接连报道的重头事件。相比于欧洲，尤其是北欧甚至会把类似消防队员救下夹在屋檐上的一只猫当成头版新闻来做的窘境，生活在中国、或者说，从事中国报道的媒体人是幸运的。这种“幸运”，可以用狄更斯那段“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来形容。

从这个角度讲，下周（2012年11月的第二周），全球各大媒体的报纸头版、电视台头条、网站首页的主编都会很头痛。要么十八大，要么美国大选，哪个该放在更重要更显眼的位置，将考验他们的新闻嗅觉度，也将反映他们把脉当下世界政治的观察力，更能透视他们对中美两个大国未来走向的理解与期待。

有朋友可能会批我：真是虱子多了不愁啊？不知道新闻多了，不是什么好事吗？你难道没看到今年的中国乱象吗？

可以拍拍胸脯说，我看到的应该比一般人要多。但我的一条微博上能回答人们对2012年中国诸多突发事件的焦虑感。“中国13.9亿人，刚好是美国（3亿）、欧盟25国（5亿多）、前苏联16国（2亿多）和南美13国（3亿）的总和。中国有太多缺陷，但是如果把上述55国社会的问题相加，肯定比当下中国更糟糕。我不为中国缺陷辩护，但在微博中说这话，是想告诉有些V们，对中国，不要夜郎自大，也不必妄自菲薄。”

这条微博引起了5000多次转发，有赞也有弹，如果要对批判者（谩骂者除外）有什么回应的话，我宁可采用推背图的那种传统说法：中国的运势还在，现在看不出任何事件或力量能够阻止这种运势。

在我看来，老百姓整体上希望稳中求进，中国社会的核心诉求仍是解决问题，而不是推倒重来。微博时代把各类问题都暴露出来，这不是什么坏事，问题暴露出来的唯一归宿就是要解决它。事实上，中国过去30多年每一个领域的进步就是反复闪现“问题暴露－问题解决－问题再暴露－问题再解决”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套用主流政治话语，是“发展的问题只能通过发展来解决”；如果套用民间的语言，那就是学者王小东的书名，即《天命所归是大国》。

什么“天命”？上月是我高中母校的30周年校庆，我写了一封“写给学弟学妹们的信”，其中讲到，“学弟学妹们，我必须兴奋地对你们说，我们正处在自16世纪以来最伟大、最具有转折意义的时代。500年来西方领衔于人类文明的世界，会因为中国崛起的成功而发生实质性的历史变迁。而这一千年一遇的变迁，仅仅只是因为与西方30多个国家人口相当的中国13亿人，人人都有车开、有房住、有名牌衣裤穿、有新鲜空气呼吸。”

这样的话发到微博上可能又会招一些骂。可惜那些“骂”除了发些情绪之外，丝毫批驳不了我对中国的信心。这种信心既包括对当前中国的信仰，也包括对当下社会的理性。如果非要有一个问题难倒我，那可能会是：既然中国这么有希望，那你王文为何在这么关键的一周飞到美国去，而不留在中国？

这个自问令我尴尬，如果非得找一句外交辞令，我可以这么自答：因为作为一个新闻报道者，在当下，这一周在美国可能要比在中国发挥的作用更大。但下一次再这么重合时，我相信，多数人都会甘愿留在北京，而不是华盛顿。

往机舱窗外看，黑夜，不知道飞到哪个时区了。感觉10个小时的飞行已过半，第一站旧金山，约了“历史终结论”而受世界争议的弗朗西斯•福山。听听他怎么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