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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靖中:《小当家》与日本人眼中的中华料理之一——炒饭
关键字: 中华小当家漫画日本饮食文化中国饮食文化日本中华料理动漫中华小当家中国炒饭我最近才发现,自己原来也属于童年没过好的孩子。因为我是到去年底,才完整看了一遍《中华一番!》,也就是那个不知不觉让“统一”冠了名,而我们这些八零、九零后却长期被蒙在鼓里的《中华小当家》。
不论作为一枚纯吃货还是一个爱研究饮食的人,没看过《小当家》似乎都说不过去。所以趁露怯之前,赶紧补上这一课。动画的确好看,包括里面那些炫酷到没朋友的切菜、配菜、揉面还有颠勺神功。不过看动画的同时,我也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当中的中国菜是这番模样?或者说,日本人为什么会把中餐拍成这样?
记得2014年底,网上出过一篇爆红的《小当家料理实验报告》。我特别钦佩作者@雨前羽街的实证精神,以及他对美食的执着——我自己是一定没有这般耐心和胆量,去试做“小当家”里每一道料理的。但我始终有一种冲动,想从另一个角度入手,透过“小当家”来看看日本人心目中的所谓“中华料理”究竟是什么样的。
因此,我关心的首先是“呈现”(representation)上的问题。《中华一番!》的原作者小川悦司是位漫画家,同时也是一个美食爱好者。他的认识和视角,可以说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当代日本人对于中国菜的理解、期待与想象。那些“凤凰水晶”、“鱼翅香肠”就算根本不存在,也会让日本读者和观众觉得,这就是如假包换的“中华料理”。
其次,我对中餐在海外的发展这个话题特别有兴趣。各个国家的中餐都长什么样?那些经过不断“本土化”(localisation/ indigenisation)和“再创造”(re-invention/ recreation)的中国菜还能算中国菜么?就日本而言,中国饮食文化又对它产生过哪些影响?
作为一部动画,当中并非每一道菜都有助于我们了解日本人眼中的中华料理——有的纯粹是为了追求新奇和博眼球。不过还是有不少菜色,让我们真真切切地看到了日本中餐的面貌,以及历史上中国饮食文化在日本留下的印记。
故事就从炒饭开始。
《小当家》里首先登场的是炒饭:海鲜炒饭、黄金炒饭。后来还出现过梅子炒饭和奇迹彗星炒饭。你或许不知道,炒饭正是日本人区分“本土”与“外来”、“和食”或“中华料理”的一个关键。至于原因呢,其实不仅在于“饭”,更在于“炒”。
稻米,是发源于亚洲季风带的粮食作物。虽然我们至今无法确认它最早出现的时间和地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水稻最迟不晚于公元前3世纪的弥生时代,便已经与制铁和新式制陶技术一起,从中国东部沿海或者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并且逐渐开始大规模推广种植了(肯尼斯·韩歇尔,2010;井上清,2011)。所以,日本人栽种稻米的历史实际很长,对它的感情也很深。
日裔美国人类学者大贯惠美子(Emiko Ohnuki-Tierney)(1993)相信,“米”向来是日本人定义自我身份时很重要的一个象征物。虽然亚洲许多地方都以大米为主食,但日本人却始终把它看做是区分“自己”与“他者”的核心所在。要说起来,这与日本的神国史观,以及历史上中国和西方世界对其产生的影响都有关系。
按照日本人自己编制的传说,日本是天照大神的后裔所建立的国家,第一位天皇神武登基于公元前660年。在古代日本人的观念里,米是神圣的象征。有一种说法认为,早期日本天皇的声望与权威,很大程度上是在推广农业、特别是稻米种植的过程中树立起来的。而在神道信仰中,米的女神——稻荷大神(Inari)——始终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小泉八云,2008)。
不过种稻米并不意味着就能吃上稻米。或许是因为太稀少、太珍贵,它通常只出现在祭祀场合。至于米饭究竟什么时候才进入寻常日本人家,成为庶民一日三餐中必不可少的主食,则说法不一,有人说是在江户时期,有人说是在明治时代。不过大部分学者认为,我们今天最熟悉的精白米(hakumai)是到了18世纪左右才开始在日本普及的。而此前,日本吃的主要是没有去掉外层糠皮的玄米(genmai),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糙米。
葛饰北斋的《富岳三十六景·隐田水车》
除了物理性质以外,日本人还习惯于根据米的来源把它们分成两类:“内地米”(naichimai)与“外米”(gaimai)。说白了就是“国产米”和“进口米”。“内地米”因为跟日本的水土环境、宗教祭祀还有皇权政治等紧密相连,长久以来一直备受日本社会上下的青睐。这一情况随着明治维新和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得到进一步加强,米真真正正成了日本人身份认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之所以会产生如此鲜明的“内”、“外”观念,又与亚洲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以及西方这两个参照系的存在密不可分。
中国饮食文化对日本的影响由来已久了。田中静一(1993)引述前辈历史学家筱田统的话说,早在公元9世纪以前,中国的饮食类著作便已经传到日本——日本古籍《倭名类聚抄》、《本草和名》与《医心方》中就收录了不少六朝时代的食经。而日本现存最古老的有关中国菜的记录出自公元801年,是一份送别遣唐使时所用的菜单。
在此后将近1000年里,中国饮食相继传入日本,成为影响日本发展历程最重要的外来力量,其中包括唐果子、喫茶法、桌袱(八仙桌)料理,以及周作人介绍过的普茶料理等等。周作人说道:“普茶料理这里可以译作素菜筵席,是日本黄檗宗禅寺里所有的一种素斋,乃是直接从明朝传过去的,与中国现代还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不过,高档的桌袱、普茶料理始终没能推广开来,至今仍只是长崎当地的特色美食。现在遍布日本大街小巷的平价中华料理,则起源于横滨,是明治时代大量中国人移民日本的结果。最初在此扎根的多为广东人,这便是为什么直到近些年,横滨中华街半数以上的中餐馆依然是粤菜餐厅的原因。
除了食物本身,中国饮食对日本产生的影响还体现在饮食风俗和器具上。奈良时代,日本宫廷便已开始使用筷子。平安时代之后,筷子逐渐进入普通人家,被称为“唐筷”。而与此同时,日本人对陶瓷器的兴趣也随着饮茶文化的兴盛而越来越浓厚(徐海荣,2002)。
和中国饮食相比,西餐的传入要晚得多。最早让日本人领略到欧洲饮食的,是16世纪的葡萄牙人,他们带来的面包、饼干、蛋糕、糖果、油炸物(比如天妇罗和雁拟豆腐)等,在日本被称为“南蛮料理”。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日本国门大开,各式西式料理也不断涌入,函馆、横滨、神户、长崎等城市相继成为西方饮食在日本的传播中心。
不过,西餐始终是西餐,中华料理也只能是中华料理,它们与日本人之间似乎始终隔着一道穿不透的墙。长期研究日本饮食的波兰学者奎埃尔特卡(Katarzyna Cwiertka)(2006)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日西中烹饪三角”(The Japanese-Western-Chinese Culinary Tripod)。她认为,日本饮食文化长期受到来自中国和西方的双重影响,从中的确吸纳到了不少东西;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正是因为这两股强大力量的存在,才使得日本在近代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饮食文化与身份。面对西方,日本人会说:你们吃肉和面包,我们吃的是米饭;面对中国,之前提到的“内地米”与“外米”的分别,则又成了他们最好的自我保护工具。
其实除了食材之外,烹饪方法也是日本人区分“自己”与“他者”的一个重要依据。第一集里,小当家在还原阿贝师傅的蛋炒饭时,说过一句话:“这就是火焰料理,中华料理的精髓!”在日本人看来,任何不经过大火快炒的菜,大概都算不上中国菜。而日本料理却正好相反。历史学家宫崎正胜(2012)在自己的书里曾反复强调,日本人做的是所谓“水料理”。他说:“日本料理是以‘水’为基础,很少有使用油的料理……”
这种“列维·施特劳斯(Levi-Strauss)式”的二分法,显然把擅长油炸的西餐和擅长炒的中餐,都远远排斥在了日本料理的系统之外。虽然天妇罗、炸猪排等早已成为日本的代表性美食,但熟悉历史的日本人清楚,它们最初都是舶来品,并且与本国传统中的“水料理”格格不入。
炒菜也是同样。“炒”这种烹饪方法最早出现在中国南北朝时期,宋代时随城市文化的发展才得以普及(俞为洁,2011)。而古代日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既缺乏植物油,也没有耐高温的铁制炊具,炒菜根本无从谈起!
所以,蒸饭、泡饭可以跟日本人很亲近,但《小当家》里那些亮闪闪的炒饭一登场,扑面而来的就满满都是中华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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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按上文中出现顺序):
- [英] 肯尼斯·韩歇尔:《日本小史:从石器时代到超级强权的崛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
- [日] 井上清:《日本历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
- Ohnuki-Tierney, Emiko (1993) Rice as Self: Japanese Identities Through Tim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日/英] 小泉八云:《神国日本》,吉林出版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
- [日] 田中静一:《中国料理及食物传至日本之由来》,见李亦园等:《第一届中华饮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财团法人中华饮食文化基金会1993年,第67-88页。
- 周作人:《周作人论日本》,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 徐海荣:《中国饮食文化在世界上的深远影响》,见陈奇禄等:《第七届中华饮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财团法人中华饮食文化基金会2002年,第191-224页。
- Cwiertka, Katarzyna J. (2006) Modern Japanese Cuisine: Food, Power and National Identity. London: Reaktion.
- [日] 宫崎正胜:《你不可不知道的日本饮食史》,远足文化2012年。
- 俞为洁:《中国食料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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