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巴山轮会议报道】在7月1日结束的纪念“巴山轮会议”三十周年座谈会暨2015宏观经济国际研讨会上，时任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表示，中国经济减速有合理的一面，经济放缓达到均衡点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由于中国过去是靠投资驱动的，所以必须让投资软着陆；第二，要找到一个有效的制度办法彻底解决过剩产能；第三，要让新增长动力成为主导力量。他谈到了很多有趣的数字，比如外国专家反复说我们要降低投资和储蓄，其实已经降低了，而且不是说出来也不是政策安排出来的。对外投资已经出现净流出等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

在最后的提问环节，王一鸣在回答中国目前只有商业化的研发机构，缺乏公共的、共性的技术研发机构这一问题时表示，他觉得这个并不重要，他认为商业化的研发机构也能做好共性技术开发。他表示科研领域同样需要用外资企业倒逼国企。

发言要点如下：

今天我不是聚焦某一个点，我想梳理一下过去这些年到将来，我们中国经济的一个脉络。

中国经济过去30年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转型，这次转型基本特征就是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而且通过这种制度的变革，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

无论与哪个经济体比较，中国过去30年的增长，都是要远远高于其他经济类型。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过去30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成功的时期，也可以说过去30年演绎了一个成功的故事。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我们有6亿人摆脱了贫困，这在世界发展史上是少有的。我们马上要制定2015年后的议程，按照联合国评估，中国也是成效最显著的。中国目标的实现，为全世界达到发展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2010年经济总量超过日本，现在是日本的两倍多。中国人均GDP改革开放初期只有190美元，去年已经达到7500美元，哪怕最反感中国的人，都会承认中国过去取得的成就。

过去的成功，背后一个最重要的动力就是务实有效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改革很多是世界上独有的，有非常丰富的制度创新，也很难复制。比如说大家最熟悉的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这在其他国家很难复制，因为跟中国土地制度有关联。

现在讨论比较多的是城市政府地方融资平台模式，尽管它有很多问题，有很多局限性，但是它对中国过去城市化发展、中国的建设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这也是其他国家很难复制的。最早是从上海久事公司起步的(观察者网注：1986年8月5日，国务院以【国函(1986)94号】文，批准上海以自借自还的方式，扩大利用外资搞城市基础建设等，此为“94专项”。后上海专门成立一个实体公司，对“94专项”的资金进行筹措、调剂和管理。该公司最早定名为“上海九四公司”，后改为“上海久事公司”，于1987年12月30日正式成立)，08年以后，地方融资平台模式迅速发展起来。你要去仔细的观察，有非常多的创新。我没有很好的去梳理。

现在正是由于这种改革，使中国经济的效率得到大幅度提升。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经济应该说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本世纪以来季度增长最高的一次14.8%，到今年1季度只有7%了，下降了一半还多。如果看年度的话，07年是14.2%，今年预期目标是7%，年度增长率也要下降一半。

金融危机以后，我们中间因为实施了经济一揽子计划，所以经济大幅度下滑，随后经历了强劲的回升。到10年1季度达到了新的高点，2季度开始经济基本上在波动中下行。现在已经持续了20个季度，差不多5年了。

昨天乔虹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她说是CRIC模式(观察者网注：CRIC是crisis-response-improvement-complacency的首字母缩写，即危机-应对-改善-自满。这一术语是上世纪90年代末创造于日本，目的是为了探究政治、经济和人性之间的相互影响。摩根士丹利驻东京的经济学家费尔德曼称，在日本经济长期衰退期间，他和他的同事在试图预测日本的经济走势时提出了这一概念，他们发现当时日本经济出现了断断续续的发展势头，而不是呈直线增长。)，下降，你给它轻微政策刺激它又回升，回升以后又下降，我觉得很有意思。这反映了金融危机以后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不足，经济持续20个季度的回落，很难用周期性因素解释。

如果说金融危机时期或者危机后一两年，用周期性因素解释经济波动。你持续第五年波动中的下降，很难用周期性因素解释，我觉得更多应该用结构性因素解释。结构性因素是什么呢，确实中国正在发生一些结构性的变化，生产要素结构里面最重要的是人、劳动力。2012年是16-59岁，2012年减少了205万人，13年减少244万人，14年减少371万人，它是逐渐扩大的。你要看人口抚养比的变化就比较直观了，我们从80年代以后最高点抚养比是逐步下降的，到了10年差不多到了低点，我们叫做人口红利。

往后总的人口规模是逐步增加的，随着老龄化人口的增加，我们2013年已经突破2亿老龄人口了。按照计生委的保守估计，大概2025年会超过3亿人。3亿人相当于一个美国的总人口，美国现在大概是3.2亿人。所以，劳动的投入随着劳动年龄的减少而放慢，资本的投入随着抚养性支出的增加，储蓄率的下降，投资的增长，资本的投入也必然会放慢。所以，中国面临的课题只有一条：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前两天大家讨论了关于储蓄的问题，我的理解是，中国过去的增长模式，就是因为高储蓄、高投资。为什么有高储蓄？就是人口抚养比的下降，所以高储蓄必然会发生变化。我们以前为这个高的储蓄率，学术界进行过很多讨论，过去总是想通过政策校正，事实上不是政策层面可以去校正的，以前总想提高消费率，降低储蓄率，说来说去，实际上现在已经在发生了。我算过的，最近几年我们的储蓄率是在轻微的下降，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

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全要素生产率也在下降，就是资本的边际产出，投资的边际产出也在下降。你要看过去几年，无论哪方面的研究，当然计算结果有差异，全要素生产率还是在下降。乔虹那天演示了他们的计算结果，我们也做过计算，这种计算很多，很难得到各方面认同。我拿世界银行的计算可以看出，我们全要素生产率过去几年也是呈阶段性的下降。特别是劳动增长的贡献，在往后随着劳动人口年龄减少，会呈现负增长。

所以，你要持续稳定的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唯一的出路就是生产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