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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实:九大国企混改,能救辽宁经济吗?
关键字: 辽宁中国工业老工业区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2016年上半年,辽宁的GDP增速全国倒数第一,甚至出现了1%的负增长。辽宁省2015末债务率为157.72%,比2012年末上升了88%[1]。辽宁省财政厅去年下发各地市的一份文件亦坦言:“目前我省债务余额较大,远超出债务标准限额。“辽宁塌陷”的说法不绝于耳。
在经济陷入困顿的时候,辽宁省在酝酿什么脱困的高招?目前看来,辽宁省最大的动作就是将9家省属核心国有企业推向沈阳产权交易所,向全社会征集战略投资者,全面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根据沈阳产权交易所公告,本次推出的本钢集团、交投集团、华晨集团、水资源集团、能源集团、辽渔集团、抚矿集团、沈煤集团和铁法能源集团涉及总资产近6700亿元。
若是政策深得民心,辽宁人民理应拍手称快。然而从网络舆情来看,对此举的批评已经占压倒多数——网友纷纷质疑此举违背习总书记理直气壮做大做强国企的精神。
我曾在辽宁生活过10年,对那片黑土地仍有感情。在这件事情上,我的看法与多数辽宁人民相同:光靠“混改”不足以使辽宁经济脱困,纯属饮鸩止渴的懒政。因为,这没有抓住辽宁经济困境的主要矛盾,简单地引入私人资本无助于解决主要矛盾。说他们懒政,是因为他们迷信引入私人资本可以自动解决一切问题,对辽宁的发展根本没有明确的战略规划。
解决问题必须对症下药。要把辽宁从经济困境中拯救出来,首先就应该弄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辽宁的经济困境。
许多庸俗经济学家说,辽宁的国企太多,所以“体制问题”造成了经济困难。这种说法属于瞪眼说瞎话——重庆是国企“扎堆”的地方:国有经济创造了重庆近40%的GDP,“十二五”期间,重庆全市国企资产总额从1.7万亿增加到4.5万亿元,称之为“国企大跃进”亦不为过[2][3]。
上海的国企规模更大,光是上海市属国企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就已经分别占据了全国地方国资系统的1/10、1/8和1/5,而且创造了上海超过20%的GDP;如果把在上海的央企也算上,那么国有经济在上海GDP中的比例已达50%,辽宁的国有经济占比仅30%[4]。可是在2016年上半年,国有经济占比超过辽宁的重庆和上海,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了10.7%和6.7%,远远超过辽宁。
由此可见,庸俗经济学家鼓吹“国企越多,经济越困难”,纯属指鹿为马。此辈口信口开河的目的,就是给大张旗鼓的私有化制造借口。很多真糊涂和装糊涂的地方官员,却信以为真。
造成辽宁经济困境的真正原因,其实是陈旧的产业结构。辽宁的产业结构以重化工业为主,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重化工业占比将近80%[5];辽宁还有大量矿业企业,如辽河油田、抚顺煤矿等等。
在计划经济“全国一盘棋”的时代,这些都不是问题:辽宁的工业产品按计划供给全国,而且往往供不应求,根本不需要市场营销,只要完成国家计划的任务就好;某个矿采光了也没关系,最后会由国家出面转移和分流员工。时过境迁,这种产业结构放在现在就成问题了。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产业的地域性分布产生了巨大变化。东北地区的重化工业不再一家独大,而面临来自多个省份的竞争。比如说,生产重型工程机械的徐工集团在江苏,中联重科和三一重工在湖南。沈阳标准件厂曾是亚洲最大的标准件工厂,后来面临诸多南方厂家的竞争,竟然倒闭了。
辽宁的石化工业曾经在全国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随着50万吨以上级别的乙烯项目在武汉、南京、上海、天津、彭州、镇海、茂名等处遍地开花,辽宁的石化工业已不再“笑傲江湖”。从宏观上来看,重化工业的某些产品已经出现了市场饱和的状况。如果不能在技术水平上取得突破,“大路货”的产品很难进一步提升销量,企业自然举步维艰。
矿业更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各个矿业企业都成了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但是,矿产资源衰竭之后的劳动力转移和矿山小社会的重新安置,根本不是仅凭企业内部资源就能够妥善解决的问题。如果政府不采取积极措施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矿产资源衰竭必然导致资源型城市陷入黑暗深渊。
鞍钢煤矿
产业结构的问题是深层次的问题,与企业本身姓公姓私、姓社姓资无关。美国五大湖区的重化工业企业都是私企,肯定没有“计划经济的包袱”,为什么五大湖区的经济照样陷入困境、形成著名的“锈带”?依靠煤钢企业崛起的德国鲁尔区,一直以来采取的都是“市场化运营”,为何也会在资源耗竭之后陷入长期困境?庸俗经济学家们恐怕又要顾左右而言他了。
城市破产的底特律
仔细想想看,把产品销路不佳的重化工业企业私有化,就能立刻提升企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品销量吗?把矿产即将枯竭的国有矿山、油田私有化,就能让地下变出新矿产、或者解决数十万职工的再就业问题吗?盲目引入私人资本无助于解决产业结构陈旧带来的经济难题。
政府短期内获得了一些财政收入,却丧失了宝贵的国有资产,以后手里的牌越打越少。更何况,私人资本无利不起早,要么通过低估国有资产、转手大赚一笔,要么在接管企业之后大肆裁员、将大量失业者推向社会,使得政府面临社会治理的危机。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些事情在辽宁活生生地上演过,我和4000多万辽宁父老乡亲都是见证人,所以更不希望这段黑暗历史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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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钟晓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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