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加速推进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突出亮点，2019年6月5日，中俄元首决定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对于世界和平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张文木教授曾在《社会观察》2012年第3期刊发《中国结盟的限度、目标和意义》一文，观察者网重发此文，以期读者对全面提升中俄战略协作关系的必要性有深入思考。】

6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这是会谈前，两国元首紧紧握手，合影留念。新华社记者 丁海涛 摄

【文/ 张文木】

一、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是“独立自主”而非“不结盟”

近期，关于中俄结盟的声音，在媒体上时有反映，这是由于人们意识到中俄两国越来越多地面临共同的战略压力。也有人根据2011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不同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结盟”[1]的提法，认为中国奉行的是不结盟的外交政策，而中俄结盟的构想违背了这一政策。

这其实是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一种误读。自上世纪50年代起中国政府奉行的是“独立自主”而不是“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正因此，中国当时并没有参加尼赫鲁、铁托等发起的“不结盟运动”。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邓小平坚持的也是独立自主而非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他在党的十二大上对这项政策作了全面表述，他说：

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2]

邓小平同志曾在1984年5月提到“不结盟”，他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3]1985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说：“我们现在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不倾向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愿与我们友好，我们也愿意与谁友好，但决不卷入任何集团，不同它们结盟。”[4]邓小平的意思是说中国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与尼赫鲁的所谓“不结盟”比较，中国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才是真正的“不结盟”。至于邓小平说“决不卷入任何集团，不同它们结盟”，其意思也并不是说中国“不同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结盟”，更没有中国“永远不结盟”[5]的意思，只是说不与当时的“它们”即苏联集团或美国集团结盟。邓小平同志当然明白，结盟与否是中国人民“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因而是不能随便放弃的。至于是否需要结盟或什么时候以及在什么程度上结盟，应视中国自身利益需要而定。

这样理解邓小平同志关于“决不卷入任何集团，不同它们结盟”的表述，是符合历史逻辑的，不然，就不能解释20世纪50年代建立在《中苏友好互助条约》基础上的中苏关系、以及1961年签订且至今有效的《中朝友好互助条约》及建立其上的中朝关系的合理性。

历史经验表明，在大国博弈中明确承诺自己“永远不结盟”，无异于战事未开先自掘坟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与美苏英结盟，中国今天就不可能有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新中国建立初不与苏联结盟，中国就可能在美蒋合击中倒下；改革开放之初，如果不与美国结成较紧密的外交关系，在北方苏联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中国至今可能还在“备战备荒”。因此，在美国已挥师来到太平洋并明确宣布“重返东亚”的时候，我们目前不宜作出宋襄公式的“不同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结盟”和“永远不结盟”承诺。

二、中俄结盟是为了捍卫雅尔塔和平框架

结盟权[6]是主权国家天然具有因而是不能轻言放弃的外交权利。至于现在是否到了中俄结盟的时候，我认为至少到了可以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但应当对它的范围、任务和目标予以限定。

在考虑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先明确目前远东和平所依据的法律体系。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和平主要是由美国、苏联和中国等战胜国共同建立的雅尔塔体系确立的，其目的是防止德国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复活。苏联解体后，雅尔塔体系的欧洲部分已经解体，而在远东地区仍发挥着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维护远东和平的积极作用。目前已宣称“重返东亚”的美国已有退出远东雅尔塔体系的倾向。为了阻止这种倾向的加剧，中俄有必要将以前的“战略伙伴关系”向更为紧密的战略盟友关系推进，但其目的不是打倒美国，而是在捍卫雅尔塔法律体系赋予本国——比如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利益的前提下，拉住美国以共同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三国在雅尔塔条约中确立的远东和平格局。

雅尔塔会议遗址里瓦几亚宫陈列的照片

20世纪40年代末冷战开始，与当时日美同盟一样，中苏结盟是针对“冷战”，而冷战却不是发生在雅尔塔框架外的行为，只是在雅尔塔法律框架下的战胜国内部利益的调整，其各方诉求并没有超出雅尔塔格局。比如说，美国和日本、苏联和中国已结成战略盟友，但美国在南千岛群上不排斥苏联占领，苏联在冲绳问题上不排斥美国占领，而苏联和美国均在台湾问题上承认中国主权。因为这些领土归属都是由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所确立的一系列原则规定的。在欧洲地区，美苏的冷战最初也没有破坏雅尔塔格局，例如，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美苏联手将英法赶出地中海，而在同一时期发生的波匈事件，美国只是与欧洲一起向波匈自由派一方表示声援，甚至在苏联军队开入这两国时也没有直接的物质乃至军事支援。

从20世纪80年代起，欧洲雅尔塔格局发生了变化。这是由于苏联与美国之间原本是“周瑜打黄盖”式的冷战，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出现了失控：苏联要将美国全面赶出印度洋。这迫使美国在里根时期下决心退出并放弃雅尔塔格局。此后，美国直接支持波兰动乱，逼使苏联放弃华约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90年代初苏联解体，标志着雅尔塔体系中的欧洲格局消失。此后，在美国的帮助下欧洲大陆恢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凡尔赛体系。北约介入利比亚内战的成功，标志着囿于欧洲大陆的凡尔赛体系首次向海外拓展。

苏联倒下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在雅尔塔体系中的远东权利。目前在这一地区的中、美、俄三家的矛盾中，中俄利益最为接近，中国和俄国与美国的矛盾，基本还是雅尔塔框架下的即美国遏制与俄中反遏制的冷战矛盾，各方基本诉求仍未超出雅尔塔框架。

与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均大获其利不同，中国和俄国是两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和平体系的贡献者和受益者。所以中国和俄国更珍惜并且愿意维护这个和平体系。因此不管结盟与否，它们都不愿放弃雅尔塔和平体系。中苏结盟反对的是新冷战中美国而不是雅尔塔体系中的美国，约束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和美国退出并放弃雅尔塔和平体系的倾向；中国在其中捍卫的只是雅尔塔和平体系赋予的利益，而不会提出超出雅尔塔法律框架的利益诉求。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首要问题，同样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理解国际关系的首要问题。

当年毛泽东在与蒋介石的斗争中将金门留给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是为了不把台湾打出“一个中国”的格局；与此同理，今天我们反对美国，只是为了捍卫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雅尔塔和平体系赋予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不是为了将美国打出雅尔塔和平体系。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有失分寸地一味为了反美而与俄国结盟，就会导致雅尔塔体系在远东的崩溃。果如此，那就意味着中俄美三国在雅尔塔体系中所取得的成果在法理上发生动摇，日本军国主义甚至欧洲就会坐收渔利。比如，日本之所以至今不敢直接修改阻止日本国家武装化的宪法第九条，就是因为有雅尔塔法律体系及其支柱国家即中国、俄国，尤其是美国的制约。日本宪法第九条与雅尔塔体系的存在息息相关，它的动摇会导致日本本国的和平力量和亚洲国家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限制失去法律依据。日本军国主义的最低目标是恢复20世纪20年代美日主导的远东华盛顿体系，最高目标是恢复40年代由日本主导的“大东亚共荣圈”，而这些目标实现的前提，恰恰就是雅尔塔和平体系在远东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