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飞岸】

无论是在马克思的文本还是在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历史叙事中，现代化都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世化。不同的是，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一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最终会被扬弃和超越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形态。

现代化的中国方案，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化方案，它既要完成现代化的任务，即从农业生产方式向工业生产方式的转型，也要对受资本逻辑规范的西方现代性保持审慎和批判态度，从而为社会主义留下生长空间。

这一方案，既要在理论上回应为什么西方现代化理论只是一种妨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意识形态，也要在实践上证明，只有突破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才能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创造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殖民体系在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冲击下瓦解。新兴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工业现代化。为了规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路径，让它们远离苏联模式，现代化理论应运而生。但在现代化理论指导下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实践并不成功。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代化理论本身存在的误区。

这些误区主要包括：第一，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强调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目的是实现向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转型。第二，强调发展的社会中心主义路径，把国家看作发展的障碍，在发展路径选择上主张自由放任主义。

然而，通过研究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史，我们发现，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政治转型与经济转型并不是同步的，并且几乎所有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在其赶超阶段都曾借助国家力量扶植本国工业并实行过贸易保护政策。

现代化理论的核心是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很多进行现代化研究的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具有制度后发优势，因而不必像先前的发达国家那样花费上百年的时间建立新制度，只需要进行制度移植就可以了。但问题的关键也许就在于制度发展的过程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历史正是不同国家根据当时所面临的具体国内国际条件探索最适合自身发展道路的历史，简单的制度移植是一种忽视过程的历史错位的观点。

近 30 年来，发展中国家在当代主流经济学指导下进行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一步到位的激进转型方案之所以遭到彻底的失败，就在于其遵循的是一种反历史的、假定人类社会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化道路的转型方案。

事实上，历史发展没有完全相同的轨迹，任何一国现代化的成功，都源于其在特定的时期由特定的人实施了特定的发展战略，任何试图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提出建设性方案的研究，都必须同时关照到这三个方面。因此，历史比较的视野对现代化研究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历史比较视野下的现代化研究包含两层含义：第一，现代化理论本身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研究现代化理论不能忽视其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第二，现代化本身是一系列具有因果关联的历史进程，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对后发国家按照与其相同的方式实现现代化有一定的制约。

现代化发展史不是如传统现代化理论所言，是后发国家模仿先发国家的阶段性发展的历史。恰恰相反，现代化发展史是后发国家逐渐与先发国家模式相偏离的历史。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起步越晚，它的现代化进程就越需要在更强的组织手段下完成。

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现代化研究起源于冷战的需要，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国家急切的工业化心态，美国意识到必须在与苏联模式的竞争中规范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路径，以使其适应美国全球利益的需要，现代化理论应运而生。

现代化理论以传统和现代的二元对立作为自身理论延伸的基石，在其看来，落后国家的欠发达状态不过是现代化起飞之前的传统状态，是落后国家与世隔绝和闭关保守造成的。只要落后国家能够向西方开放，接纳西方的现代经济政治制度，就可以逐步从后起到腾飞，最终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转型。

这种理论认为，一切国家、民族和地区都有一条共同的现代化道路，不同的国家、民族和地区只是处于这条道路的不同阶段而已，而通向现代化的唯一通道就是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现代化理论由于实践效果甚微，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遭到了来自西方社会内部如格申克龙、巴林顿·摩尔、斯塔夫里阿诺斯和西方世界外部如依附学派的普遍质疑。来自内部的批判主要是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对现代化理论进行反思，并构建起更具解释力的新的现代化理论。而依附理论则直接指责现代化理论是一种新帝国主义工具，其试图继续维持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就必须与现行的资本主义体制脱钩。

传统现代化理论尽管在 20世纪 60年代曾遭到彻底的批判，但在实践中因为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推广，这一理论在 20世纪80年代后主导了除亚洲之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政府缺乏具有民族意识的领袖，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也缺乏抵抗西方社会科学霸权的能力。

正是由于发达国家社会科学的这种强势地位及其强烈的国家意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研究才更需要从历史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出发去总结和探索现代化的经验。现代化研究需要明确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不同的历史条件决定不同的现代化路径。巴林顿·摩尔曾根据不同国家土地贵族与农民之间阶级关系和结构的差异梳理出三种不同的现代化模式：以英、美、法为代表的西方民主模式，以德、意、日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模式，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模式。他认为这三种模式不但在发展序列上相互接续，而且在因果链条上辗转递进。西方民主道路为德、意、日法西斯主义模式开启了大门，而法西斯主义在俄国和中国的失败，又直接引爆了社会主义革命。[1]

从这种递进关系，我们可以看出，随着现代化时间的推后，现代化的组织化程度逐渐增强。针对这种在现代化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特殊规律，格申克龙指出，由于导致某个国家落后的基本要素会以一种突出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将促使其采用本质上不同的实现工业化的制度手段。一国的经济越落后，特殊的制度因素在增加新生工业部门资本供给中的作用就越大。落后国家工业化发展过程呈现出的与先进国家明显不同的特点，不仅表现在通常更高的发展速度(工业增长率)上，而且体现在生产结构、组织结构以及制度手段等方面的差异上。[2]

巴林顿·摩尔和格申克龙的研究提醒我们注意历史条件对现代化实现方式的影响。组织力的增强，说明后发国家面临比发达国家更加不利的实现现代化的条件，因而需要更强的发展动机和更有效的发展策略。这些不利条件表现在：一方面，发达国家出于自利动机会遏制后发国家的发展；另一方面，后发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对外转移现代化过程中积累矛盾的可能性更小，因而需要更强的内部消化能力。

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大多数关注历史条件的变化与国家现代化模式之间关系的学者都认识到后发国家——德国、日本、苏联和中国等都需要开拓一条不同于英美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他们都认为，尽管国家和政党在现代化发展的某个阶段可以形成组织力帮助落后国家克服当时存在的发展阻力并推动现代化进程，但以国家或政党为中心的发展模式是不稳固的，其最终都需要完成向英美模式的转型。这种观点当然源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即德国、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都开始出现转型。但对这一转型的关注使大多数学者忽视了转型的程度和结果。

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日本的转型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制度的转型，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国家的作用仍然非常重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发生的转型从结果来看基本上是失败的，中国更是从来没有放弃政党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对不同国家而言，不仅不存在一种统一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一种统一的有效产权模式。美国经济学家科斯、诺思等人认为，产权是一个关键的制度性因素，产权的合理与否会影响投资的积极性和有效性，产权的保护力度越大，就越有利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与否最终取决于国家对有效产权的保护程度。

我们可以认同诺思强调有效产权的保护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但他把有效产权等同于私有产权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尽管诺思的结论是建立在对各国经济史的分析之上的，但其对材料的选取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

事实上，产权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诺思的理论复杂得多。历史上有许多事例证明，保护某种产权最终危害了经济发展，而侵犯某种既有产权反而有益于经济发展。例如，在美国1868年著名的桑德森案中，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驳回了土地所有者们既有的获取清洁水源的权利，支持了煤炭工业——该州当时的关键产业，促进了经济发展。[3]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土地改革虽然侵犯了地主的既有产权，却为这些国家和地区随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中国的现代化经验更是如此，无论是毛泽东时代对公有产权的保护还是邓小平时代对私有产权的保护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提高了经济绩效。因此，我们认为，对于有效产权的保护而言，重要的不是保护私有产权还是公有产权，而是在何种条件下保护何种产权。

第二，重视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历来是各种现代化理论关注的焦点。格申克龙指出，要使落后国家不断积累的“紧张”真正能够转化为引致工业革命爆发的动力是需要条件的。

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便是落后国家的政策。如果落后国家政府未能结合本国社会经济环境适时地推行恰当的支出、税收、金融与外贸政策等，那么落后国家中原有的“落后的劣势”就不能被弱化，反而也将不断增长，从而落后国家就有可能“错过”其落后的优势本可以为其提供的爆发工业革命的机会。[4]

对于国家在落后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学术界基本上是有共识的，但很多学者认为，对于内生型现代化国家如英国而言，现代化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自发过程，国家的作用并不重要。那些认为只要实现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就可以使发展中国家顺利实现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学者所依据的正是英国的成功经验。他们认为，自由放任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国家只是现代化过程中的障碍。

古斯塔夫·多雷1870所绘伦敦工业区

然而，认为英国的现代化是自发形成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历史资料显示，在 19 世纪英国完全处于世界工业领先地位之前，实行贸易保护和以退税补贴等方式鼓励制成品的出口一直是英国基本的产业政策。正是在国家对工业保护的基础上，伴随着 18 世纪后半期的工业革命，英国开始扩大了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技术领先优势。

从那时起一直到19 世纪中叶，英国在世界上的技术实力遥遥领先，同一时期英国却继续实行产业促进政策，直到其工业品在世界上具有无可替代的稳固地位时，英国厂商要求自由贸易的呼声才越来越高。1833 年，英国进行了一轮削减关税行动。1846 年，英国采取了更加重大的促进自由贸易的改革措施，废止了保护农业的“谷物法”，取消了大量工业品关税。

所谓英国自下而上的现代化进程，只是相对于德国和日本等后发国家而言的，并不是说国家在英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不重要。像英国这样起步最早的发达国家，它的现代化进程尚且得到过国家如此重大的帮助，对于今天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国家的作用就更不容忽视了。

需要强调的是，国家的作用正如诺思所言，既是经济成长的动因，也是经济衰退的根源，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让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不是像新自由主义那样把国家排除出现代化的进程。

第三，意识形态是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因素。诺思在《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一书中曾重点论述过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的重要性。意识形态不仅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也可以增强政策合法性。[5]

如果一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能够把现代化的目标内化为意识形态本身，不仅可以减少制度变迁的阻力，还可以提供制度变迁的动力，这种来自意识形态的动力越强，其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就越大。

……

借鉴格申克龙的意识形态理论，我们可以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进行分析。对于中国而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首先在瓦解一个旧政权即国民党政府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正是借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树立起在群众中的威信，并承诺在中国未来建立一个公正、民主的社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于当时长期处于战乱、贫穷和压迫的环境中的中国人民而言无疑具有巨大的号召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意识形态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对一个技术落后、资金匮乏的国家而言，如果希望人民牺牲自己的消费需求，并承受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痛苦，无疑需要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在团结人民的同时巩固自身的合法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它把这种牺牲转化为一种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信仰，在这种信仰的支撑下，眼前的牺牲不仅不是一种痛苦，反而成为一种光荣。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日益增强。自由主义对一个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国家而言是不适宜的意识形态，因为它倾向于激发人的自利性，使社会丧失凝聚力。任何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国家都需要一种把各种力量联合起来服务于统一的现代化目标的意识形态力量，其根本目的都在于克服个人的自利倾向，为一个“不按简单的、享乐的、个人对成本收益算计来行动的团体注入活力”[6]。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在理论上回应了为什么西方现代化理论只是一种妨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理论，并且中国正是由于避开了现代化理论的陷阱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现代化成就。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拍摄的涪昭现代农业产业园全景（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刘坤摄

那我们为何又说，实践证明，只有突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才能为所有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创造条件呢？中国改革开放不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内取得成功的吗？中国有脱离这个体系的可能吗？

我们已经注意到，中国现代化是进行时，不是完成时。我们的理想是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理想目前正面临艰难的考验，其中最大的考验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已经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西方集团对我们的围追堵截。

与现代化理论宣传的正相反，这个发达的资本主义集团，从他们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的第一天，就不是把中国作为平等竞争的对手，而是作为资本和商品倾销的市场、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塑造的。他们既不能接受中国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更不能接受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这从一开始就规范了中国的现代化路径，就像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中国除非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终结，否则，中国就无法实现现代化。

从中国共产党诞生那天起，中国就面临着两条现代化路线的争论。直到今天，还有无数国内外的学者认为，中国走上社会主义是一条歧路，不仅让中国现代化经历了更多内部挫折，也让中国现代化面临更恶劣的外部环境。

这种观点倾向于认为，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不是接受不了中国现代化，而是接受不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如果国民党领导中国革命成功，中国早就迈上了现代化起飞之路，早就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遗憾的是，这种观点缺乏实际案例支撑。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与中国有类似体量和起点的后发国家，如印度和巴西，成功迈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从1900年到今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名单鲜有变化，只是多了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两个相对小体量的国家和地区，而韩国和中国台湾恰恰是由于冷战的地缘政治，由美国扶持起来的现代化样板，并且二者崛起过程中走的恰恰不是经典的现代化民主道路，而是官僚威权主义道路。

20世纪80年代，由于东亚“四小龙”经济发展的成功，曾经兴起过“儒教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新范式，并把它看作埋葬现代化理论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反例，引发了现代化理论的复兴。但东亚“四小龙”并没有带动东盟一起走向发达国家行列，直到今天，东盟各国仍然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半边缘国家。

按照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东盟国家还处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现代化的“起飞阶段”，与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国民高福利、经济增长惠及整个社会，技术创新显著提高的“成熟阶段”还有很大的距离。

可以说，历史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关键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已经凭借自身的努力、勤劳和聪慧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获得了半边缘国家的地位，这一点当然得益于儒家文化的经济伦理。与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儒家文化不利于经济发展预测的正相反，儒家文化注重教育、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与所谓的新教伦理具有同样促进经济发展的文化能量。

然而，东亚的发展仍然不是自主的发展，而是受制于发达国家的发展。埃及经济学家、近代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萨米尔·阿明将东亚的经济成功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的副产品，是暂时的成功。东亚的工业化是符合西方设想下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运行，是资本主义体系框架所允许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按照当代西方著名左翼思想家大卫·哈维的观点，和东亚新兴国家有着相同的动力源，即核心国家新自由主义转向及其背后的新帝国主义“时空修复”机制。所谓“时空修复”机制，是指资本逻辑内含的无限积累趋势，每过一段时期，就要将过剩资本通过地理扩张获取空间性转移和时间性延迟，从而使资本过剩危机得以修复。

从“时空修复”机制的视角来看，资本积累总是青睐一些边缘或半边缘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是吸收过剩资本完成非对称性地理转移的最佳场所。哈维认为，中国崛起的背后动因正是新帝国主义最近一轮的时空修复。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开放，恰好发生在中心国家由于资本过度积累寻求时空修复和新自由主义剥夺性积累结构形成的那段时间内。

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就是华勒斯坦所说的“应邀式发展”，这种“应邀式发展”主要是为了解决发达国家资本过剩的问题，而绝不允许其最终能够发展到对发达国家资本具有竞争力的程度。当中国决定向自主性现代化迈进的时候，就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既得利益形成了冲突，中国“应邀式发展”就会被中断，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面临的最重要的外部环境。

党的十九大宣布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对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共同富裕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意味着，中国已经不再满足于依附性发展，中国要实现自主发展，迈向真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要真正实现现代化，必须进行产业升级和技术自主，否则，无论经济怎样增长，都是一种依附型增长。依附型增长的特点就是始终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中低端，干更多的活儿，拿更少的工资。依附型发展不是一种全民受益型发展，是与巨大贫富差距和环境污染共存的发展。

当今世界，只有十几个发达国家能够同时保证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社会保障。他们靠的是占据产业链高端和拥有品牌知识产权，把污染行业转移，通过不平等交换掠夺发展中国家，维持自己国家整体的高利润、高福利。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实现产业升级、掌握核心技术和高端品牌，让老百姓干更少的活儿、挣更多的钱，这就与现有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产生了矛盾。

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一直以来只想要中国的市场，不想要中国产业升级，它们要资本流向中国，利润流向西方。当中国制造2025计划公布之后，美国就下定决心打压中国科技进步，利用各种方式打压中国，让中国放弃产业升级，让中国老百姓继续给全世界资本家打工，挣血汗钱，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发达国家工人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稳定。现有的十几个发达国家就是当今世界的统治阶级，统治阶级之所以能实现少数对多数的统治，一是靠武力威慑；二是靠自身团结；三是靠意识形态，能够把统治阶级的利益描述为普遍利益；四是靠收买被统治阶级的精英，破坏被统治阶级的团结。

中国现代化，不是有资本主义道路不走，而是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过去如此，今天依然如此。中国要实现的现代化，一定是反对资本局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它必然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统治阶级产生正面对冲，我们要和他们展开人才竞争、模式竞争，我们要揭露他们的真面目，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真正的、普遍的发展开辟道路。

在竞争的过程中，中国举什么样的旗帜至关重要。我们要向世界宣告，中国的现代化与美国的现代化不同，美国的现代化是例外的、排他的，无法解决资源稀缺与人口过剩的矛盾问题，无法解决资本在一头积累财富、一头积累贫困的问题，因为美国模式就是掠夺世界资源供养少数人的模式。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不同，社会主义就是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公平问题，就是要解决发展积累的财富在全球和各个国家内部的分配不公问题。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败，不仅关乎中国自己，还关乎世界未来，更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

参考文献：

[1] 参见［美］巴林顿·摩尔著：《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2] 参见［美］亚历山大·格申克龙著：《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张凤林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2页。

[3] 参见［英］张夏准著：《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肖炼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页。

[4] 参见［美］亚历山大·格申克龙著：《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张凤林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3页。

[5] ［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54页。

[6] ［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