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观察者网 刘倩藜、周远方 编辑/徐俊】

弗洛伊德案以2700万美元的政府赔款迅速达成民事和解，3月19日，观察者网连线美国资深法律学者、律师张军，从法律角度详细解析此案的和解，以下为采访实录：

弗洛伊德家庭律师（左一）及家属出席和解后的记者会

观察者网：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这个案子的民事和解是怎样的机制。

张军：民事和解当然跟刑事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系统。我觉得，这件案子的民事和解这么快、这么早就达成，跟很多其他的案子确实不太一样。其实，很多案子是先进行刑事的部分，然后才有民事的和解。

我觉得（这个案子）受到了去年夏天“黑命贵”运动的影响。总之，现在美国的整个国家的大环境是比较有利于达成这样的一个和解的，所以和解并不令人感到特别奇怪。虽然金钱不能换回任何人的生命，毕竟人命宝贵，但是我觉得这次和解的金额应该是不菲的。

观察者网：就是说，这个案子那么快和解其实是一个比较反常的现象。但是在美国现在这样的环境下，反而显得不那么令人意外。能够这样说吗？

张军：我可能不会选择用“反常”这个词。历史上当然也有先进行民事和解再走刑事（审判流程）的案子，只是很多时候是要案件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才能谈民事的部分。这个案子虽然是去年发生的，但是民事赔偿的达成给人的感觉确实比较快，而且赔偿的数字也不算小。

可我不觉得这样的情况不会出现，警察的粗暴执法导致人失去生命的这个事实是非常明确的，所以我觉得先达成民事和解不能算是一件特别奇怪的事。

观察者网：从经验判断，民事和解是不是有可能会影响刑事审判的结果？

张军：我刚才提到，刑事和民事在美国司法中分属两套不同的体系，各自需要的举证的门槛是不一样的。刑事审判部分，12名陪审团员必须每个人都说警察（指德里克·肖万）是犯法的，那么他才是有罪的。民事的部分只要大多数的陪审团成员认定（违法）。当然，和解就不需要（举证）了。

在刑案审理中，要让一个人定罪，失去人身自由的话，要求检察官提出证据的门槛是非常高的，这跟只涉及金钱的民事案件不能相提并论。所以理论上说，这两个体系应该是互不影响。

但是因为弗洛伊德的案子在美国家喻户晓，所以当组成刑事案件的陪审团的时候，法官对陪审团员有很多指令，比如不能受之前任何媒体报道的影响，也不能受民事和解的影响。

虽然每位陪审员都要宣誓说不会（受到影响），但问题是，我觉得确实没办法找到一个完全不受外界影响、没有先入之见的陪审团。陪审员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每个人，年纪轻的、年纪大的、白人、黑人……都会有不同的生活经历。尽管他们被要求只看在庭上呈现出来的事实，但是因为他们的人生经历、受教育等各方面的情况不同，他们的判断是可能被影响到的。

观察者网：目前涉事的警察主犯肖万面临二级谋杀罪、三级谋杀罪和过失杀人罪的指控。您能否从专业的角度介绍一下案情的进展，预测一下可能的判决结果？

张军：从检察官开始准备立案到现在，目前我看到的报道基本上都说现在还是在遴选陪审员的过程中。所以我相信这个案子可能还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处理好。目前预测能在今年年底前结束；但如果其中出现变数，也可能时间拖得更长。

原因是，如果我是肖万的辩护律师，我会不断强调，现在离弗洛伊德事件发生时间比较近，所以外界对陪审团的潜在影响就会非常大。在这个过程中，法官当然也要努力地让陪审团避免受到外界的影响，尽管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由于媒体对这个事件的高度关注，大家都知道警察的粗暴执法是违法的。现在整个的政治环境、媒体等各方面肯定是对肖万不利的。但是美国的法院在一个人被指控犯罪，且目前看起来犯罪事实也非常清楚的情况下，还是努力地希望创造一个对他为自己辩护相对比较公平的程序。

弗洛伊德案四名被起诉警察

观察者网：会不会出现这样一种结果：舆论环境对肖万很不利，大家也都认为这个环境对他很不利。这种情况反而“帮”他得到了一个对他相对有利的判决？美国的法律体系是要尽量给法律的适用创造一个真空的环境。这样的话会不会对肖万律师的策略是产生一些影响，然后为他争取一个比较有利的局面？

张军：美国的法律要求在尊重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当事人的辩护律师必须以当事人的利益为自己的最高利益。所以我觉得未来肖万律师的一个辩护策略就是希望尽可能减少外界对这个案件的陪审团的影响，同时也可以“利用”媒体与舆论环境对他的当事人不利这一情况，不断地提醒法官在整个庭审过程中要注意到这一点。

我认为，法官对此也会高度留意。如果法官这次在程序上、使用证据法上出现一些问题，当然就为以后提出上诉给出理由和依据。因此，法官必须依法办理。

观察者网：法官有点像是为了避嫌而这样做。

张军：在我看来，美国的法官就跟篮球场上的裁判是一样的。他不能有感情，不能喜欢主队或者是客队，只需要严格地执行规则。不论是对主队还是客队，都应该努力做到判断标准一致。什么样的事实陪审团可以听，什么样的事实陪审团不应该听，这都是由法官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