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的北京，晴空万里，不见雾霾。走进校园，立刻感觉到空气中都是“一带一路”的味道。笔者赶赴北京，原本只为参加中国人民大学“一带一路经济论坛”，但是两天的时间里，几乎见过的所有师友都在谈论“一带一路”。不只是谈论，还有勾画，还有行动。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开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划时代的“一带一路”计划，堪称对未来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方向的启迪，如果成功，必将把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和执政能力转化为具有全球效应的文明发展动力。从西部大开发到“一带一路”的提出，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飞跃。如果套用韩毓海5月23日在中信大讲堂上的话，这是一个为后世开太平的雄伟计划，回答了很多问题，也超越了很多问题。

“一带一路”，仿佛穿透历史的一道闪电，激活了知识界空气中的种种分子、原子，把原来散布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乃至文化专业领域的研究者统摄到一个大目标之下，使得原本自为的知识建构纷纷找到了自觉的入世感觉。

在我的微信群里，青年学者们不断讨论“一带一路”的金融模式、安全前景、政治框架、文教结构。在北京，几乎每个饭桌上都能听到“一带一路”——媒体朋友谈论正在与沿海城市地方联系成立论坛，政府退休官员在寻找有为青年学者收集南亚中亚国家材料；当中文系教授演讲中古古代治理模式的时候，学生提问却首先询问如何运用于“一带一路”。上周六，大公网刚刚在北京主办一带一路产业政策研究与投资趋势分析论坛。不知道还有多少相关论坛、研讨会投资正在酝酿、举行。

“一带一路”的空气在人民大学似乎更浓厚一些。

5月24日，中国人民大学“一带一路”经济论坛与会学者与官员，从左到右依次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教授；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会长、原中国驻WTO特命全权大使孙振宇先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先生；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鞍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宇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吴晓求教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西部开发司巡视员欧晓理先生；国家开发银行规划局副局长王文松先生；福建省泉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忠先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副院长郑新业先生

5月24日，中国人民大学在逸夫会堂举办首届中国人民大学“一带一路”经济论坛。同时，人大经济学院“一带一路”研究院也宣告成立。大会堂座无虚席，没有座位的学生们站在门口聆听。在主持人张宇院长介绍完嘉宾之后，人大校长陈雨露亲自做开场讲话：

在国际秩序发生深刻调整，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展开的大背景下，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一重大的倡议迅速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有关国家的积极响应。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的有序自由流动，资源的高效配制和市场的高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一个开放的、包容的、均衡的、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

“一带一路”有利于形成中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的新格局，是国际合作以及国际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任务是发展经济，它将造福于沿线各国人民，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对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一项国家战略，高等学校理应在其中担负应有的责任，提供有价值的成果，为国家战略的顺利实施提供有力的智库保证。

同时我们也看到“一带一路”战略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当前中国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学界亟待深入研究的一个系统性的大问题。我个人认为，“一带一路”需要研究的主要经济问题至少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状况，“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和实施中涉及到的基础设施、贸易、投资、金融、能源等问题。“一带一路”与世界经济体系的重构及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影响，“一带一路”和中国其他国家战略的协同效应等等。

关键词：高层次，复杂。

这是今天与会者的共同声音。我的意思是，在每个人仅仅十五分钟的发言时间里，不可能有太多技术分析与实务分析，更多的是高屋建瓴的论述。心气、方向、路线、价值观是专家们今天的主要话题。

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会长、原中国驻WTO特命全权大使孙振宇说：

我们一向重视周边，一向重视南南合作，一向重视与东南亚、中亚、南亚地区国家的合作。我们通过推动互联互通和大家共同分享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意义也是很重大的，反映了我们中国文化当中的包容性及大国胸怀。习主席指出的“五通”，尤其是民心相通非常重要，致力于把中华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相互交融和融合，建立互利共赢的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甚至是世界的命运共同体，这对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提升影响力至关重要。“一带一路”不是周边国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奏。

全国政协外委会委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同样强调“一带一路”工程是一个协作曲、交响曲，而不是独角戏。要实现这样一个宏大的构想，要动员沿线60多个国家，几十亿人口，发挥国家的优势和潜力，首要一点是政策沟通，这是前提和保障。

听着宏大，然而在学者讲述故事的时候就能体会到他们的实干经验。于洪君说到过去当中国向乌兹别克提出石油管道计划的时候，乌兹别克人反问中国人是否知道乌兹别克自己的规划？一些邻国对我们和他们搞任何合作项目都疑虑重重，与他们谈判、沟通、交涉都倍受折磨，做的很多项目都千辛万苦，付出了很多代价甚至血本无归。所以一定要做好充分准备。

会后，我的朋友毛克疾和李靖云则告诉我，身处昔日帖木儿帝国中心的乌兹别克在中亚别具雄心，自主性很强。这从侧面映证了于洪君先生说出的复杂性。

在“一带一路”发展方向上，学者们的信心来自于中国无与伦比的基建能力与拼搏精神。国家开发银行规划局副局长王文松说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日本人在非洲投资建设一座学校，但是他们没有施工队，只能聘请中国施工队建设学校。所以当地人一直认为这所学校是中国人投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