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到来之际，德国政治领导人纷纷发表讲话，对过去的历史表示反省。德国总理默克尔4日表示，德国不能简单的和过去的纳粹历史“划清界限”，更不应忘却历史。

观察者网联合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官方微信公众号ID：tongji_dgyj）推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系列文章。本专题将邀请近十位德国研究中心的专家，从不同专业领域出发，提供观察视角。本文为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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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015年5月3日，德国纪念达豪集中营解放70周年，举行纪念仪式，德国总理默克尔与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出席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70年了。如果有人在战争结束时出生，那也已经到了中国人所谓“古来稀”的年纪。换句话说，亲自经历过那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杀戮和道德崩坏的人已经少之又少，不久一切将彻底成为历史，只存在于书本和记忆之中。然而作为主体的人物不在，记忆焉附？我们这些后来人，究竟应该如何叙述一段既逐渐远去却又无处不在的历史？

作为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发起者，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集体癫狂症患者，德意志民族战后精神层面的反省和社会文化层面的转型经验无疑为人类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案例。与思考德国战后蜕变的动因相比，更多的知识分子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恶的原初，投向暴行所体现出来的认知悖论，即以下两种事实如何成为可能以及同体共生：以科学、艺术与哲学著称的德意志民族竟以残酷而反讽的方式突破了人类的良知和道德底线。

1945年4月18日的《纽约时报》为我们留下了如下记录：美军强迫1200名魏玛居民——歌德与席勒的古典魏玛！第一部共和国宪法诞生的魏玛！——参观城郊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种种骇人场景，“这些德国人目睹了一切，流下了眼泪；那些没有流泪的，也都感到了羞耻……有几十个人甚至昏了过去。”一位普通的汉堡女性在战争结束后的日记中写道：“从来没有人认为德国人能够作出这种事情，从来没有人认为德国——那个以歌德、席勒、洪堡和康德为傲的德国——能够沉沦至斯。”我们通过作家瓦尔特尔·肯博夫斯基（Walter Kempowski，1929-2007）重温了这种朴素而沉重的思索——肯博夫斯基多年立志于为个人和德意志民族保存历史记忆，这位汉堡女性的日记即出自他的私人收藏。

我们不经意间回答了一个貌似合理、实则无知到令人瞠目的问题：这一切和没有经历过战争、因而没有任何理由为战争负责的后来人有什么关系？这个关系就是人道，就在于每个人身上都延续着的人类文明的血脉。这位普通的汉堡女性在质问自己的同时，也是在质问德意志民族、乃至全人类。试问：什么人有什么理由从人道、从文明的立场和底线上退缩？我们于是需要回应阿多诺提出的“奥斯威辛之后何以为诗”的命题，我们需要回应阿伦特提出的“恶的本质”的命题，我们要回应乌尔里克·梅茵霍夫（Ulrike Meinhof, 1934-1976）提出的“你们心中的希特勒”的命题，我们需要回答齐格蒙特·鲍曼提出的“大屠杀和现代性的关联”的命题。我们需要不断回忆、叙述和拷问这段历史，以便使这一切真正成为历史。

也许，正是这种文明底线溃守的羞耻感使得战后的德国人终于有勇气直面自身的恶行，反复叙述和拷问本民族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发掘和挽留逐渐消逝的记忆，从而试图理解这种无法理解的“文明的断裂”——此处借用历史学家丹·第纳（Dan Diner）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德国历史学家大辩论中引入的概念。我们不会忘记导演和剧作家沃尔夫冈·施道特（Wolfgang Staudte），他在德国战后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里就敢于表现德国军人屠杀平民、昔日的刽子手在战后依旧如鱼得水等主题（《凶手就在我们中间》，1946年）；我们的记忆中自然不会缺少那个天赋异禀的少年鼓手奥斯卡，这个极有可能是杂种的非纯粹雅利安人既拒绝介入丑陋的成人世界，却也主动与侏儒纳粹为伍（格拉斯的长篇小说《铁皮鼓》，1959年）；我们眼前也会闪现孱弱的北德少年西吉（Siggi），他不顾父亲——一位恪尽职守的纳粹命令执行者——的压力保护一位画家朋友，最终被送进少年教养所，无言以对命题作文“尽职的愉悦”（西格弗里德·伦茨的长篇小说《德语课》，1968年）。

我们当然也关注2013年的德国电视大制作《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父亲》。在这部引起德国观众热议、在148个国家广泛公映的三集电视片里，五个充满朝气的年轻人（其中有一位犹太人）相聚于1941年的柏林，由此踏入各自的人生旅途，相约四年后再聚首，然而时代和战争使得他们成为令人无法分辨的加害者和受害者，或者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在去意识形态化的后现代文化氛围里，在母亲们父亲们（或者祖母们祖父们）已经因为老去而陷入沉默的21世纪，这部剧本创作耗时六年、经过三位历史学家审读的电视片显然是德国人存留记忆的最新、可能也是最后的努力。然而，上一代人的思索，毕竟已经传承到新一代人的肩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