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被河北“最美乡村教师”刷屏了。粗略统计，朋友圈里的文章十有八九在指责：居然把无可辩驳的违法案例包装成正能量样板。以此为原型的电影《嫁给大山的女人》，在网络舆论中成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典型，类似题材的影视作品，如电视剧《阿霞》也被拉出来陪绑。甚至可以看到许多喊打喊杀，要“屠掉这个村”的网民评论。想了又想，我还是先不站队，回顾一下这些年的农村婚姻故事。

卖方市场是怎么来的

我的故乡在一个靠近县城的小村，相对中国平均的发展水平应该是中等偏下，从80年代我记事起，我就不断地听说农村男青年找媳妇难的问题，表现形式则多种多样，有拿不出彩礼和父母打架的；有给哥哥娶了媳妇，无力给弟弟娶媳妇，兄弟绝交的；有相亲的时候借亲友家具充门面被戳穿的；有借钱娶了媳妇，婚后女方不愿还账跑掉的。总之，在农村的婚嫁市场上，女方是绝对的紧缺资源。随便翻翻那时的报刊，看看那时候的小品和电视剧，以类似情节为基础创作的各种文艺作品层出不穷。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此非常不解——明明男女比例并不悬殊，农村也没有很多守单身的老姑娘，为啥都是男方发愁娶媳妇，女方不愁嫁呢？谁凭空在供求比1:1的市场上制造了单方面的倾斜？

很久之后我才明白，这是男权社会、阶级社会和特殊的历史阶段共同作用的结果。

男权社会的财产、社会地位、家庭关系主要在男性家族的男性继承人之间传承。女性的第一身份是丈夫的“家属”，第二身份才是自己的职务或声望。在这个规则下，男性结婚是“娶入”配偶，而女性结婚是“嫁到”男性家庭，融入男方家庭所属的家族，同时也获得男方家族所对应的社会地位，比如说干部家属、工人家属、农民妻子等等。无论此前女性是什么阶层，从此都要按照男方的身份来获得社会评价了。

但这个逻辑几乎不会反过来——女性职务、财产和声望的提升一般不会投射到丈夫身上。比如说男县长的妻子几乎可以肯定会被介绍为“县长的爱人”，但女县长的丈夫即便只是个副局长，第三方介绍其身份的时候，也不会说这是县长的对象，而会说这是X局长。简而言之，女性可以通过婚姻改变自己的身份，男性则很难。就算男方通过入赘方式获得一部分财产支配权，也必须付出“倒插门”被人看不起的代价。在今年春节期间，靠近我家乡几十里外的三沟镇就有一起惨痛的灭门案，上门女婿因为多年受歧视，杀掉了岳父家满门7口，连自己的子女都未放过。可见靠入赘来提升阶层是必须三思而后行的选择。

（承德1家8口被入赘女婿灭门案）

对于底层青年男女来说，尤其是对受过教育、对社会中上层略有所知的农村青年来说，这意味着女性比男性多了一种选择——靠婚姻来改变未来。漂亮聪慧的女性因此出现了向上流动的趋势，导致底层婚龄青年男多女少，男性必须付出高昂的聘礼才能换取女方家长的同意。而且最终也必然会出现部分底层男青年找不到配偶的情况。

此外，婚姻双方都知道，普遍贫困的底层家庭不可能凭空凑出聘礼。为了支付婚姻费用，男方家庭要么需要借债，要么推迟家庭大宗消费，比如说放弃翻盖房子的计划。女性婚后会随男方家庭生活，将来也会一起承担经济压力，比如节衣缩食还债。在一个女性个人意见也很重要的时代，即便贫穷家庭努力凑出了聘礼，也往往没有女性愿嫁。到最后，他们只能把准备好的聘礼交给人贩子，直接买一个妻子回家。

县域的工业化在一定程度上还加剧了这个问题。60年代之前的中国，无论是新中国还是旧社会，无论贫富差距是大是小，真正的富裕阶层都很少，而且也缺乏工业化社会的中间阶层，所以，无论底层女性的相貌和性格多么优秀，通过婚姻改变命运的上层通道都很窄。旧社会可以进城做妾、做妓女、当通房丫头，但这毕竟不是体面的“正途”，而且富人又少又远，普通农村少女往往还是嫁给同一阶层的男性。新中国禁止了一夫多妻和妓女制，更是减少了这个“上升”途径。

60年代中期，头两个五年计划的工业盈余开始溢出，新中国强行推广的普及教育为县城提供了足够的中专生技师，人民公社和独立关税也为地方政府积攒了一定的投资。县城开始逐渐从一个纯粹的农村中心集镇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城市。县办工业招募了数以千计的工人，再用工业盈余供养另外一批有固定工作的教师、公共服务人员，每个县都出现了以万计的“中间阶层”——大多数是男性。

工人、教师、水利局的干部，收入和社会地位都明显高于普通农民，而且他们就在不远处的县城或是大乡镇。明媒正娶地走进这些“中间阶层”的家门，显然比过去进城当小妾更体面，也更容易。“嫁个城里人”立刻成了每个农村女性都可以期盼的梦想，甚至直接说出口也不会被人耻笑。底层女性向上流动的速度骤然加快，底层的男女比例迅速失调。买卖人口这种旧时代的习惯本来就未曾远离农村社会，现在重新浮出了水面。

人贩子的“黄金年代”

这个问题持续到80-90年代依然严重，而且随着中间阶层的扩大，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80年代中期之后，人口流动性增强，城市社会出现了大量的失控角落，人贩子作案机会越来越多，能够把足够多的妇女卖到远离家乡的地方，提供足够的 “供给”。同时人民公社和民兵制度解体，警力严重不足，大多数农村只要不出人命案，就可以完全脱离法制进行“自治”，买个媳妇根本不算事儿，这又提供了足够的“需求”。供需两旺的状态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1994年被贩卖的郜艳敏不幸遇上了人口贩卖的最后一波高潮，被卖到河北曲阳这个并不算太落后的半山区。

被拐卖的妇女是什么人呢？大多数当然是普通的农村打工者，在陌生城市环境中寻找合适职位的时候被诱骗到另一处农村，但也有不少是城市妇女。总的来说，被拐骗的妇女的社会阶层要比“购买者”高一些，因为需要购买妻子的农村，一般来说是比较偏僻落后的地方。此外，城市女性单身比例高，单独行动概率大也是一个原因。

鉴于中国普遍实行一夫一妻制，嫁入城市的农村女性增加必然会伴随着城市“剩女”的出现。自我记事开始，就知道县城已经有很多老姑娘，她们一方面受到农村女性的竞争，另一方面有企图嫁给更高阶层的男性（比如工人想嫁干部，中学生想嫁大学生）的攀比心理，但绝不会“下嫁”农村青年，最后高不成低不就导致单身，但也有稳定的工薪能维持单身生活。城市单身女性多，农村单身男性多，人贩子自然积极地在城市制造“供给”，到农村开发“市场”。城市女性单身行动被拐卖在90年代已经成为非常普及的都市传说。无论是对于真实的受害人，还是都市传说的听众来说，被迫到闭塞农村终身生活的恐惧大大地增强了对人口贩卖的厌恶感。最近几年郜艳敏案反复成为网络热门话题，也和城市网民这种普遍的厌恶心态有关。

21世纪初，妇女贩卖问题逐渐缓解，因为大多数落后地区的男青年外出打工比例已经很高，农村男性在异地寻求上升通道的同时，可以在家乡之外求偶、嫖娼，甚至“传宗接代”的强烈欲望也有所下降，不再有强烈的买妻需求。另一方面，地方财政和工业走出了90年代的大低谷，逐步在村级重建警察的权威，解救被拐卖妇女、拦截人贩团伙的能力增强。再加上电子户籍、摄像头、移动电话等新技术的普及，越南、老挝等国女性的输入，这几年内地贩卖成年妇女现象已经很罕见了。

被拐女教师郜艳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