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埃尔多安四十六岁，他痛定思痛，意识到了传统伊斯兰政治力量的问题——只强调获取民众支持，却忽视了利用现代经济的力量。以往的成就其实不是伊斯兰势力或的胜利，只意味着现代化进程的失败。所以，繁荣（福利、贤德）党在对抗军方世俗化利益集团的过程中，始终处于是被动的守势，无法真正掌握一个现代国家。2001年，埃尔多安在贤德党的基础上重新组建了自己的政治力量——正义与发展党，简称正发党。从党名就能发现，埃尔多安从原有的政治立场上大幅转向，企图在安抚底层的宗教力量和促进现代经济的工商业之间取平衡，打造一个伊斯兰化的现代化国家。

为此，正发党放弃了此前的抵制欧盟政策，不再和全部工商业者作对，而是在坚持经济自由化的同时，提高在救济、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领域的预算，缓和贫民生活压力，调和经济发展与底层民众相对贫困的矛盾。简单地说，正发党放弃了极端的保守底层主义，转而和新兴的富裕阶层结合。他计划用保守力量掌握的基层力量稳定社会，创造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提高外国投资和本国资本的利润率，再增加税收来获取更多的底层支持。可以说这是对过去几十年底层伊斯兰运动的“修正”。

事实证明，在21世纪初的经济繁荣周期中，这个“修正”策略颇为有效。2003年，正发党和其他党派联合执政，埃尔多安出任总理，2007年和2011年又两次胜选。到现在为止，埃尔多安和正发党已经连续执政15年，土耳其政体也逐渐转向强势的总统制，埃尔多安从政府首脑变成了国家领袖。依托这一执政成果，2003年之后的多次军事政变都被挫败。

运去英雄不自由

然而，一旦经济繁荣期结束，同时讨好所有阶层的政策很难持续下去。随着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加深，土耳其这个产业水平不上不下的中等国家也随之出现经济减速，增长率从10%上下回落到2014年的2.9%，2015年的4%。在这种情况下，埃尔多安不肯放弃和新兴资本家的联盟，也不敢大幅削减给基层的福利，因为国家体量小还不敢放弃对西方的经济改革承诺，自然只能对城市中间阶层下刀。从2013年开始，城市中产和埃尔多安政府屡屡爆发大规模冲突，一度导致全国前十大城市一齐瘫痪。

与其同时，由于埃尔多安和资产阶级紧密联盟，正发党迅速腐败化，迅速向当年的军政权靠拢，泛左翼也放弃了坚持和正发党的联盟，转而自行发动底层运动。左翼底层力量不仅在选举中不再是政府的支持者，部分极端力量还屡屡发动武装对抗。2015年3月31日，土耳其共产党武装曾攻击伊斯坦布尔司法机构，公开杀死了对左翼提起不公正诉讼的检察官。埃尔多安发现，之前十几年的左右逢源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左右为难。

本次军方的政变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爆发的，军方世俗化集团在蛰伏多年后意识到埃尔多安的政治虚弱性，冒险发动了新一轮政变。目前看来，政变可能失败，但很明显是21世纪最接近胜利的一次军事政变。（修订：埃尔多安又称本次政变是极端伊斯兰主义葛兰运动发起的，如果这个说法没错，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埃尔多安的“修正主义”破坏了从贤德党继承的政治资本）

总的来说，土耳其、台湾、泰国、埃及发生的一系列政局变动都有相似之处。以军方利益集团和传统执政集团为代表的一方（如土耳其军政府、台湾国民党、泰国军队、埃及军政府）强调经济发展，主张经济自由化，对资本相对放纵；以宗教、传统社区和底层运动为基础的另一方（如土耳其宗教势力、泰国他信势力、埃及兄弟会、台湾民进党）强调社会公正，主张限制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主张保护农民（贫民）利益，增加底层福利，为此不惜降低经济速度乃至放弃社会现代化。

军方和传统执政集团虽然无耻，但拥有现代化力量；保守化运动虽然主动反智反生产力，客观上却能安抚资本主义的“弃民”，掌握底层，两者的对抗很难迅速分出胜负。在民主政治下，后者往往会取得更高的支持率，入主政府。但前者更能创造经济增长的条件（如建设核电站，为商业项目征地），同时也为利益集团提供更多分肥机会。所以，要么是每到经济下行期就出现政权交替，要么是军方频繁发动政变。无论哪一种结果都意味着社会动荡和经济减速，制造更深的政治矛盾。

21世纪前期的埃尔多安暂时带领土耳其跳出了这个死循环，但正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埃尔多安中间偏保守的“修正主义”之所以能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世界经济繁荣周期的结果。一旦经济开始减速，全部有利条件都可能转化为他脚下的地雷。眼下埃尔多安凭借执政15年的惯性勉强控制了局势。但如果世界经济减速的大势不变，各路反对派肯定还会发起新的一轮轮挑战。到那时候，埃尔多安政权要么崩盘，要么就得放弃眼下的骑墙政策，回归传统的极端伊斯兰运动，用社会发展停滞的代价来维稳——毕竟今天拦住叛军的主力是宗教力量动员起来的民众。这土耳其很可能会像泰国、埃及那样，回到两派轮流夺权的死循环。

一堂公开课

写到最后，忽然想起毛泽东主席在七十六年前评点过土耳其问题：

如果说，由于特殊条件（资产阶级战胜了希腊的侵略，无产阶级的力量太薄弱），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还有过一个基马尔（凯末尔）式的小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土耳其，那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已经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之后，就决不会再有一个土耳其，尤其决不容许有一个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土耳其。

——《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

当年毛泽东主席明确说中国不做“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土耳其”，今天的政变直播秀能否给中国一点借鉴呢？仔细想想还真有——90年代新疆工商业就业人口下降，基层党组织崩盘，此后清真寺成了很多基层社区唯一的娱乐和文化场所，即市场经济抛出的边缘人口是极端主义天然的土壤。与之类似，东北大下岗也导致了邪教泛滥和基督教的迅速扩张，在许多老工业社区，市民过年贴春联的比例在21世纪初急速降低（部分地下教会不许，或要求贴基督教颂词）。既然土耳其没有通过骑墙政策解决这个矛盾，未来的中国也必须跳出原教旨资本主义和底层愚昧盲动的二元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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