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两会”的召开，代表们把从民众中得来的信息和要求传达给党中央，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和要求，既反映群众呼声、体现人民民主，又便于政府准确把握政策方向、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许多实行选举民主的西方国家缺少这样的制度，议员们更多操心选区内部的利益分配，难以进行长远战略规划。民主制度与专家治国应如何有机结合？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与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帕拉格·康纳在新著《美国的专主制：信息国家的崛起》中，以瑞士和新加坡为原型，提出一种无关民主、重视治理质量、由专家集体领导的治理范式——“专主制”。

经作者授权，观察者网翻译全书并将在近期陆续以连载的形式刊登中文版，本文节选自原书第二章“如何治理一个国家”的第一、二节“瑞士：小而不倒”以及“新加坡：从公众同意到政治协商”。观察者网杨晗轶译。】

《美国的专主制：信息国家的崛起》

瑞士：小而不倒

作为全世界延续至今最古老的共和国之一，瑞士联邦从1291年以来一直奉行直接民主制度。18世纪的哲学家让-雅克·卢梭认为，直接民主使瑞士人成了全世界最幸福的人，而幸福指数正是瑞士、挪威、新西兰等小国领先全球的众多指数之一。从1848年26个州组建联邦至今，瑞士全国举行的公民投票次数占全世界半数以上。走进任何一个村庄，你都绝不会错过那亮橘色的公告牌：“Heute Abstimmung！”（“今天投票！”）各地社区时常召开集会，商讨公共支出等议题，频率可高达每月两次；此外还针对国家和地方议题开展季度问卷和公投 。选民投票率长期维持在健康的50％，在重大或有争议的问题上，这个数字还会更高。

瑞士政府不但信任人民，也赋予他们权力。在不久的将来，瑞士将在全国范围内把投票年龄门槛降低至16岁（目前只有一个州允许）。公民教育和基础金融知识的普及不只是学校的责任；人们在实践中学习。直接民主会导致分歧，产生论战，但也能建立信任；人们既然自己做出决定，便不能怪政府。“瑞士人已不再相信教会和宗教，”伯尔尼大学教授里托·史坦纳笑着说：“他们信任评议会、学者和专家。大概是因为顾问太贵了。”

过时的、主观的宪法条款——例如美国宪法关于公民持枪的第二修正案——从来无法束缚瑞士人。只需征集10万个签名，瑞士公民便可以发起全国性倡议，提出新的法案，甚至修订宪法，也可以通过公投来否决现有法律。（注：在德国和意大利的议会选举中，选民越来越倾向于投票给承诺直接民主以及公投机会的候选人。）议会可以针对公民原始提议进行反对投票，联邦委员会也可以发言劝阻，但最终的决定权掌握在公民们手中。即使公民意愿与现行宪法不一致，也将得到支持与保护。例如，2009年瑞士公投决定禁止建造清真寺尖塔，而这样做有违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对于反叛资本主义传统的倡议，瑞士人也同样持开放态度。近期的几个运动，包括降低企业高管薪酬使其不超过初级员工12倍；结束有利于富人的单一税制；禁止央行出售黄金；将最低工资标准定在全球最高的每小时25美元，都功亏一篑未能成功立法，但发出的信号是：即便出于避税的原因，瑞士成为全欧洲许多高收入企业总裁的居住地，瑞士人仍然笃信竞争环境的公平性。

瑞士的包容与普惠性，不仅是政治上的，也体现在社会制度中。瑞士是全世界人均医疗保健和教育花费最高的国家。虽然该国医疗保健体系完全私有化，但其覆盖率却达到了100%，政府只为最贫困的公民提供补贴。因此，全国性医保成本只占瑞士GDP的3.5%；而这个数字在美国则高达8.5%，并且人口覆盖率不足80%。

瑞士各州都有自己的分布式税收和预算体系，因此即使部分地区面临财政压力，也很难在其他地区触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另外，虽然瑞士堪称稳定民主国家的典范，但决不可忽略其高度专家统治的实质。瑞士拥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官僚阶层，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地监督着税收政策的连贯一致性；确保着所有人无例外地遵循法治；管理着列车像钟表一样精准运行。以技术专业性为尊，不仅体现在瑞士政府层面，也同样体现在整个劳动人口的精神面貌上：瑞士工人训练有素、竞争力强、生产力高，几乎从不罢工。可以说，瑞士至臻完美的高效性并非来自民主制，而是来自专主制。

作为全球顶尖的民主国家，瑞士十分清楚民主不足以应付治理的复杂性。史坦纳教授担心，瑞士作为高标准、高效率国家的代表，其地位正在下滑，逐渐被新加坡等国家取代——不久前新加坡在世界银行公布的“营商便利指数  ”排行榜中力压瑞士位居榜首。如今的新加坡，正像瑞士手表般精确运行。为了摆脱众多西方民主国家遭遇的信任危机，瑞士领导层已经开始研究新加坡，寻求把治理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