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与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帕拉格·康纳在新著《美国的专主制：信息国家的崛起》中，以瑞士和新加坡为原型，提出一种无关民主、重视治理质量、由专家集体领导的治理范式——“专主制”。

经作者授权，观察者网翻译全书并将陆续以连载的形式刊登中文版，本文节选自原书第四章“人民代表大会”的第二节“不断的联系：民主即数据”。观察者网杨晗轶译。】

《美国的专主制：信息国家的崛起》

强制性投票可能是最接近民主精神的专主制措施之一。目前，政客只需获得30%适龄投票人口的支持就能赢得选举。为减少这种情况，强制性投票则既保证了选举人口覆盖面，又能提升选民人群的知情度。只要通过安全链接开放为时一周的网络强制性投票，美国就可以从选民登记、机械投票站和各种选举作秀活动中节省数十亿美元。自2005年以来，爱沙尼亚一直实行全国性网络投票，而瑞士则正在全国推广电子投票。实现数字化直接民主并非难于登天，只需通过强制性投票法，再设计个应用程序即可。

然而，选举具有溯回性，它往往惩罚政党的错误，而不是为未来开药方。我们可以把选举理解为针对政客和具体事务的公投，它对于公民理解具体政策帮助甚少。因此，单纯的投票远不足以反映民众在一段时期内对各种事务的态度变化。

因此我们需要数据：包括民意调查和社交媒体风向等定性数据，以及人口和经济趋势等定量数据。数据往往比选举结果更能全面说明问题，因为它所涉范围更广（涵盖所有事务，而不是被炒作出来的少数话题劫持）、更即时（收集数据的频率远远高于数年一度的选举）。测量数据不但比评估民众信任度来的简单，而且前者也可以成为实现后者的方式。公民和政治家之间更实质性的互动（包括虚拟环境里的互动），能大大减轻美国政治中的不信任问题。

由数据驱动的直接专主制比代议制民主更优越的地方在于，它能动态捕捉人民的具体愿望，同时防止民选代表、特殊利益集团和腐败的政治掮客扭曲体制。这既不违背田园牧歌式的自由精神，又考虑了公众的评议权（它在瑞士已成为现实，而在美国却止于构想），而且数据工具还为公民提供各式各样的信息，以便他们持续做出多重决定。瑞士的民主不是民意代表包办代替的民主，而是开放参与，让各方共同创造设计政策的民主。这意味着瑞士名目繁多的倡议和公投不是夹在前后两次重大选举之间的小事情；而是针对所有重要议题的惯常性表决。事实上，瑞士人对本国的直接民主制度高度自信，甚至开始将议会看作令人生厌的冗余环节，所以最近有人提出彻底废除议会的倡议。

信息国家的标志之一便是不断适应新技术。今天，我们把数据工具看作民主制度的辅助手段，但最终，各种形式的民主评议（包括选举、倡议、民调和社交媒体）都将成为数据组，帮助专家型治国者规划政策。例如，过去得不到政治代表的人群（不投票或不参与民调的人）可以在数据中得到反映，他们的理财行为和教育状况等数据，都是领导人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的。数据还有助于人们在欲望和利益之间做取舍。每个人可能都想要免费的含糖饮料，但没有人想为随之产生的臃肿的医疗系统买单。

信息国家不应把统治权让渡给数据，而应努力在数据与民主之间起平衡作用，让二者互为补充：通过数据确定政策的必要性，通过民主修正政策。通过呈现准确信息和现实情境，新一代数据工具有助于理性对话。IBM基于沃森数据平台的辩论技术能够搜索大量研究资料，为燃气管道项目、税收政策、暴力游戏监管等棘手问题生成并总结正反双方的立场。当数据成为公众评议所使用的语言时，民主将变得更加理性，而不是流于情绪化。

新加坡正在开创一种持续性协商的新模式，民主和数据在其中都扮演着基础性角色。议员每周在社区中心举行“民众见面会”，收集民间对于政府预算、住房政策、医疗保健和其他问题的反馈意见。新加坡让民众回答详细的调查问卷，以向政府提供更好的普查数据，便于规划混合用途住房、商业用地、地铁和公交路线，以降低私车需求量。不管是民主制度还是威权制度，任何政权要维持合法性并获取成功，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与公民、专家、企业、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进行协商，毕竟集思方能广益，而且因地制宜远胜一揽子政策。

同时，复杂信息的大数据可以产生相关性分析和预测，帮助政策制定者按情境推演。随着光纤互联网的普及，遍布新加坡各处的物理传感网络提供了大量的数据，包括车辆数量、交通流量、电力消耗等，便于有关部门调节管理路灯和，在用电高峰期提高电源容量避免停电。正如新加坡前公务员首长何学渊所说，“（数据）的目标不仅是更准确地预测，也是更妥善地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