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发布警告，提醒在土中国游客注意安全，特别是不要接近或拍摄游行队伍，并减少单独外出活动。作为不是中国“周边邻近国家”的土耳其，却出现如此激烈和大规模的反华活动，本身就值得分析。而且土耳其这个硬币还有两面：安卡拉-伊斯坦布尔二期铁路是中国在海外承建完工的第一个高速铁路工程；“红旗9”外贸型中标土耳其新一代远程防空导弹，虽然尚未签署合同仍有变数，但还是中国军工产品第一次在北约国家的重要军备招标中获胜；中土之间甚至还曾有破天荒的深度联合军演。综合起来观察，都能让人感到土耳其对华政策相当的分裂与矛盾。

土耳其反华示威游行队伍

骑劫土耳其对华政策的民粹来由

对此最直接的解释是，少数土耳其政客和组织利用民众对遥远中国的生疏而挑拔煸动。这确实也没错。在土耳其流传的“中国迫害维族穆斯林”的所谓新闻，基本就是“土耳其制造”。由于西方媒体的挑拨，很多一听就非常荒谬的反华谣言也能在海外大肆流传。然而土耳其与中国远隔重山大海，如果没有其它的重要影响因素，仅仅由于“少数政客挑拨谋利”就出现如此激烈的反华浪潮，似乎很难说通。

实际上，首先需要破除的就是我们对“少数政客”这个传统习惯用语的偏好。虽然事实令人不快，但在土耳其，大多数主流政党都或多或少卷入了对“疆独”的同情与支持，这甚至成了其国内的一种“政治正确”——虽然作为国家，土耳其历史上与中国新疆地区几乎毫无牵联——而这其实是土耳其民粹主义的奇特历史产物。

众所周知，现代土耳其是在奥斯曼帝国崩溃的废墟中成立的，其“国父”凯末尔把国族主义和世俗主义确立为土耳其共和国的立国之本。由于奥斯曼帝国与封建性、宗教性无法切割的历史联系，凯末尔一直严厉压制恢复或者复制奥斯曼帝国的主张。但奥斯曼帝国对于土耳其而言，确实又是它历史最为辉煌的一段，这种民族历史记忆是不可能被全然抹掉的。

经过凯末尔改革，土耳其又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国力，在整个中东地区仍然是首屈一指的强国，有争雄地区的部分资本。所以在凯末尔身后，改头换面为“泛突厥主义”的思想就迅速活跃起来，并渐渐成为土耳其“西化派”与“伊斯兰主义”两大派别间重合的纽带。而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突然解体，给原本只能存在于口头上的“泛突厥”运动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实践机遇。时任总统厄扎尔由此喊出了至今仍深刻影响土耳其国政方针的名言：“土耳其的利益区从亚得里亚海直到长城。”

多年的积极投入和宣传，在土国内也形成了相当强大的思维惯性。经过媒体的长期洗刷，土耳其大量民众已经习惯把包括中国维吾尔族在内的中亚大量“泛突厥系”民族都强认作他们的“同族”，这就给了政客从煽动民粹中捞取政治好处的厚实土壤——尽管在历史上，土耳其和中亚突厥系民族最重要的一次接触，是1402年“瘸子”帖木儿汗在安卡拉战役中彻底击败并俘虏了奥斯曼苏丹巴耶塞特一世，从而将奥斯曼帝国登上巅峰的时间整整推迟了半个世纪。

同时对国力有限的土耳其来说，即使竭力苦心经营，可二十多年的东向“开拓”仍然几无实际成果可言。现在在中亚地区，它的实际影响力甚至还不如二十年前。这种惨淡的投入产出比使得努力找回一些“大国”的心理安慰，反而更成为土耳其上至精英下至普通阶层的某种共同“需要”。而“疆独”势力向其寻找认同、庇护和支持，恰好迎合了土耳其这种“泛突厥民族保护者”的自我定位需求。

中土经贸矛盾对土耳其支持“疆独”的影响

另外在笔者看来，土耳其不顾反复牺牲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再三公开干涉中国新疆问题，除了以上直接的国内政治考虑以外，恐怕还与中土近年来在经济贸易领域越来越突出的结构性矛盾很有关系。

有这样一组数据：1988年中土贸易额仅为3.3亿美元，直到1999年才突破10亿美元大关，可到2010年时已经猛增到151亿美元，到2013年更进一步增至283亿美元。2014年由于汇率影响略微有所下降，但仍有277.4亿美元。

双边贸易的大幅增长对于两国来说当然都是一件好事，但进一步细化数据就会发现其中确实还有“喜乐分配不均”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