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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鸣江:中西法治都讲“权利本位”,究竟有何不同?
——刍议社会主义的法治(上)
最后更新: 2020-05-26 10:13:04更为关键的是,西方社会的大部分资源都集中在少数的资本和利益集团手中。对于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政府很难改善这些人的生存环境。而且,如果整个社会再以经济利益为核心考虑的话,这个趋势就只会越来越严重。在此之上,现代社会如果在制度上还要过度强调小政府,减少监管,减少协调,减少投入,无疑会造成更多的社会不公。
作为对比,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主要集中在国家手中。所以,我们的政府在帮助和提升底层6亿人民生活的时候,在帮助他们脱贫的时候,有时就不是以经济利益为核心考虑的。比如我们的一些基建,包括在边远农村和贫困地区的道路、通信和电力建设等,可能永远都收不回成本甚至维护成本都是亏损的,所以这些投入可能就没有考虑经济上的投入产出比。
但是,从社会整体公平发展的角度,为了让大多数人的生活和选择变得丰富,让更多人只要努力就能拥有更好的生活,让他们的下一代活的更好,需要国家对资源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进行更公平调配和投入。毕竟说到底,同样的十万元的投入,让贫穷的人生活得到改善,让其后代受到教育,让他们智力和能力的提升所带来的消费和生产力提升,是给富人资产增加一百万都远远不能比拟的。
第三、社会治理方式不同。社会主义法治的权利本位,依靠的是选贤任能、德配其位的贤能体制(meritocracy);在社会主义法治下,权利对权力的限制,依靠的是理性的民主集中程序。相比之下,资本主义法治的权利本位,依靠的是一人一票的代议制程序和三权分立平衡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感性的民主程序。
在西方社会,利益集团需要通过各自利益代理人的方式,实现对国家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候选人必需要迎合利益集团,提出符合利益集团的主张才能当选。所以,候选人的真实能力和治理水平,就基本不会在利益集团的考虑范围之内,最多不过是锦上添花的事情。现实情况是,西方的选举只要投票程序合法,选出的当选人天然就具有合法性,而完全不管这个人的真实水平有多差。
政治娱乐化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之一,按照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的教授史蒂夫·沃尔特的观点,美国的领导人们唯一关心的事情是在电视上、在推特上、在娱乐至死的选民们面前会呈现出怎样的效果,从而保证其可以顺利当选。由于整个政治制度设计的目的就是要让资本利益最大化,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要让人们“对接受启发、获得教益不感兴趣,也对如何选出一位能干的领袖不感兴趣”。
另一方面,即使抛开西方政党和领导人的执政能力和执行能力不谈,一人一票的选举或投票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感性而非理性的程序。很多西方研究表明,选举和选美有非常多的相似性,按理说,选举是要选出最胜任领导工作的人,但实际情况是最后当选的人往往是样子好看的人(如果选举当时都是老年候选人,通常就会选其年轻时候比较好看的那位)。现在欧美国家很多当选的领导人越来越“鲜肉”化、“美女”化,就是很好的说明。
究其原因,由于大多数人获得的信息有限,分析信息的能力也有限,因此,大多数人其实都没有时间和能力来深入判断候选人的真实水平和候选人能造成的未来影响。所以,大多数人只能是凭借候选人的外貌、口才、感性的竞选口号和主张(诸如“让某国更伟大”、“肚子扁扁也要保阿扁”),以及候选人竞选的表现等其他表面感性因素来做出判断。
按照以色列历史学者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未来简史》、《今日简史》的作者)的观点,西方的公投和选举总是基于人民的感觉,而不是基于人们的理性(“Referendums and elections are always about human feelings, not about human rationality”)。他举例子说,英国脱欧公投时,投票问卷的问题就是问你“觉得”(“feel”)英国需不需要脱欧,而不是请你“思考”(“think”)英国需不需要脱欧。因为原因很简单,因为每个人可以有感觉(“feel”),但不是每个人都会“思考”(“think”)。
事实上,西方式的一人一票民主程序就不可能是一个理性决策的程序,因为总有些少数人的思考能力和分析强于其他人,但是一人一票就意味着,哪怕那些少数人的想法是正确的,他们也不可以左右和决定公投或选举的结果。投票和选举的结果一定是大多数人基于感性选择而非基于理性选择的结果。这也是为什么,在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中,你会发现有很多所谓“集体的非理性会产生最合理的理性选择”的奇谈怪论。这类颠倒因果的说法,其实最多不过只是修辞学和诡辩而已。
相比之下,就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法就是不受感性(欲望)影响的理性。”在法治这个问题上,理性总是要优于感性。这也是为什么,在社会主义法治的权利本位在社会治理环节的上,我们始终要把理性置于法治的中心。
举例来说,我国对于选择人民代表、领导人或负责人的选择体制,更看重候选人的品德、真才实学和实际工作经验,其基础就是理性的、德才兼备的选拔和选举相结合机制。毕竟任何单位、机构、地方的管理和治理都不是儿戏。而且,即使在任命之后,我们也有一系列的考察和任免制度,可以及时把没有能力或德不配位的代表、领导或负责人替换下来。
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以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来监督政府和其他权力机关,这也避免了西方三权分立、相互扯皮,“司法独立”却无法自我纠正司法自身问题的体制架构的天然缺陷。我们对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解,正是一种理性的民主集中制,就像毛主席在著名的“窑洞对”里回应黄炎培先生的那样,“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当然,我国目前权力机关的能力、选贤任能和人民监督的工作和程序等,还是有更大的提升和改进的空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如果党和政府不能顺应民意,尽快加强和改善这方面的工作,可能就会辜负人民的期待,并让中国在复兴之路遭受不必要的麻烦。
(3)权利本位法治的核心
中外学界一般认为,以权利为本位的法治核心,是基于自由、平等和公正这三项最基本的原则。法治的力量就来源于自由、平等和公正的权利。所有其他的法治要求都是在这三项原则上的衍生。
(一)“自由”(liberty)在西方有时也直接会被翻译为权利。在古希腊人的传统价值中,法律与自由是一致的,剥夺和限制自由的法律不可能成为良法。自由原则也即所谓的“权利法定”原则,按照古罗马的政治家西塞罗总结的观点,“自由就是做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事情的权利”。 也就是说,个体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除了法的限制之外,不受任何其他限制。更进一步来说,自由原则还意味着个体的权利可以推定,即在法没有明确禁止或强制的情况下,则应当可以做出权利推定,就是推定个体在此时就直接有权利去作为或不作为。
以新冠疫情中李文亮医生为例,当他以其了解情况和职业经验判断病毒可能会人传人的时候,他是否有权利向身边的其他人披露这个信息?虽然法律禁止传播谣言,但是并没有明确的法律禁止或强制李医生披露其个人的判断意见。因此,李医生完全有权向其亲朋好友(注意不是向社会公众)披露相关信息。在李医生受到训诫之后,最高法院的相关部门对此也及时提出了指导意见,指出了李医生因披露消息而受到的不当训诫,是对其言论自由权利的侵犯。政府调查的最终处理结果,也是撤销了警方的训诫书,并对相关责任人追责。
此外,疫情之所以爆发,真的是因为武汉市政府故意隐瞒疫情吗?其实,作为一个全新的病毒,武汉地方的医疗条件有限,反应和发现慢一些,大多数人还是可以理解的。武汉市当时的市长周先旺也曾在央视承认“疫情披露不及时”。但也有人认为,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19条有规定,疫情发生时,承担预警职责的是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所以,按照级别来说,武汉市市长没有权提出疫情预警。那么这里问题就来了,武汉市市长是否真的没有这个法定权利(自由)呢?如果他提出预警,就会违法呢?
实际上,我国除了《传染病防治法》之外,还有《突发事件应对法》。两部法律都现行有效,也有部分交叉的内容。如《突发事件应对法》第3条规定,突发事件包括公共卫生事件,也就是说包含突发传染病疫情事件。而且,根据该法的第43条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就有权依据规定提出突发事件的预警,并有权依据《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采取相应的措施。
就现在了解的情况来看,由于医疗技术原因,虽然我国直到2019年12月底的时候,才发现了新冠病毒,但随后各方的反应还是相当迅速的。2019年12月31日,武汉卫健委公开通报有27例“病毒性肺炎”。2020年1月4日前后,我国台湾和香港等地方政府就已经采取了相应的防疫应对措施。1月6日,我国的国家疫控中心正式启动了二级应急响应。1月9日武汉发生并随后通报了第一例因为新冠病毒而死亡的病例。此外,部分国家疾控中心的专家早在1月初就已经得出了结论:新冠病毒的人传人率R0=2.2-2.8之间,这显然是个非常高的数字。1月20日开始,浙江和广东等省市也相继启动了各自的突发事件和疫情预警程序。
为保障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武汉市市长其实在上述任何时间,都有权根据《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提出疫情的预警、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如果单从法律上讲,观望坐等的做法没有违法(即违反法制),但是并不符合法治的精神。
相比之下,早在湖北省启动突发公共事件II级应急响应、武汉市1月23日封城之前六天,湖北省潜江市市委书记吴祖云和市长龚定荣就在1月17日发出预警,并及早采取措施要求终止所有娱乐活动,要求疫情期间让市民一定要待在家中等等封城措施。由于提前近一周采取了有效措施,潜江市的疫情是湖北控制最好的地区之一。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做法无疑既遵守了法制,也符合法治的要求,保障了公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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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 陈轩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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