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开始“走后门”了——

“到了机场，我们不走候机楼正门而走边门，迈克事先已买通看门人在那里等着，我们一到，门立即打开，我们通过服务区、贵宾皇，进入停机坪，开向正在装货堆备起飞的泛美747型班机。当我们经过昔日的皇家亭时，车队被坐在一辆吉普车上的四个敢死队员发现。我们还没到达飞机跟前，吉普车就开过来拦截车队。那四个敢死队员头戴人们所熟悉的花格子头巾，手持AK-47式自动步抢。

迈克再次给摔跤选手发出讯号，车队的其他车辆减速慢行。面包车快速赶上前来。在吉普车还没靠近登机梯前就截住了它。摔跤选手们手提着冲锋枪跳下车来，立刻同敢死队员激烈争吵起来。敢死队员看到自己人数和武器均处于劣势，无奈何只好后撤一百多码，眼巴巴地注视着情况的进展。

泛美航机机长，站在弦梯顶上，对眼下发生的事情莫名其妙。

他看到这么多的枪支在747型机翼和机身油箱下挥舞，大吃一惊。

我同前来送行的使馆同事们一一告别，向迈克和海卡兹深表感谢，随即登上弦梯。我在机舱里会见专门来护送我的泛美航空公司中东办事处副经理以及机长。迈克考虑十分周到，为避免飞机成为地面狙击手的目标，事先同机长谈好“闭灯”起飞。”

最后的惊魂发生了——

“副经理、机长和我正在商谈如何起飞时，弦梯口突然传来吵闹声。原来圣战队员们认为尚未同我好好告别，非要上飞机来告别不可，弦梯下面的泛美安全保卫人员不让他们携带武器登机；经过库格林从中调解，先把武器堆放在弦梯底下然后才让这群满脸络腮胡子、身上有油腻、衣衫破烂的好爽汉子（包括摔跤选手）逐个上来道别。每人都抱着我的双肩，用胡子拉茬的嘴吻我的双颊，方才温顺地走下飞机。这时已退到通向驾驶舱的环形梯下的机长，看了直摇头，不知怎么回事。

这个小插曲刚结束，看来我们可以起飞了，不料弦梯下又传来一阵喧闹声。原来是我的保镖队，因为改换了报话机频率，与我们联络不上，此时他们突然发现飞机就要起飞，也非要上来道别不可。于是他们也把步枪、手枪和手榴弹堆放在弦梯底下，一个个上来。他们的脸刮得干净些，比圣战队员文明些，但他们也吻我的双颊，祝我一路平安，他们大部分人都会说流利的英语。这些事情完毕后，弦梯撤走，机门关上，飞机安然闭灯起飞。

后来我听说，那天晚上我的保镖队在机场上同圣战队员打了起来，幸亏只用拳头，没有开枪。海卡兹充当和事佬把双方劝开，未出人命，各自分别回到使馆。双方从此不和，结下了怨恨，给查利·纳斯和他的继任者在使馆安全保卫问题上造成严重的困难。”

故人

美国人的飞机飞远了。身后是伊朗和美国从此不共戴天的斗争史。当时，美国人错误地允许身患绝症的巴列维去美国治病，激怒了伊朗人。1979年年底，伊朗学生冲进美国大使馆扣留所有人员。此时伊朗各派势力正在如火如荼你死我活地争夺革命果实。霍梅尼当机立断宣布支持学生，故意激化美伊矛盾。从此谁敢反对霍梅尼谁就是亲美。美国人意外地成为霍梅尼手中的一张好牌，以至于有懂行人士提醒美国人：不到霍梅尼完全掌权，你们是别想获得人质的。美国人派出蓝光突击队营救，结果直升机故障，飞机相撞，狼狈地把飞机连同机密文件丢在伊朗逃了回来。

这不仅是美国政府的挫败和耻辱，布热津斯基和沙利文大使个人也都耿耿于怀，各自撰写回忆录互相指责。

让我们隔着历史的距离看看这二位决策者的冲突教训。应该说，他们都是负责任的人。布热津斯基一再强调我们要像大国那样去行动。沙利文则力所能及保护本国利益。看二人的回忆录，可以发现他们俩在许多问题上的判断一致，可惜中间隔着一个官僚机构和两地遥远的距离。

相比两个美国人之间的误解，沙利文回忆录里有一件更荒谬的事情。美伊已经签订的经济合作项目如果因为伊朗变天而无法执行，很可能美国政府要向美国企业赔偿几十亿美元的损失保险。他和同伴拟定了一项伊朗方面可以接受的谅解协定，发回华盛顿等待批示。“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到了这个地步，国务院和五角大楼那班迂腐的法学家竟然给我们发来了一大堆他们认为非改不可的修正案，而这些修正案需要几个星期才能谈成。”恼火的大使立刻与伊朗方面签字确定这项协定，结果为美国人节约了四十亿美元。“可政府却从来没有一句表扬我们的话。”

在紧要关头，所谓程序正义和现实主义的冲突如此显眼，不由令我想到最近台湾民众抗议台湾政府加入亚投行的决议没有经过民主程序。金灿荣教授对台湾电视媒体直言：在这个节骨眼上来讨论这个程序是比较矫情的。

沙利文大使已经在2013年去世，生前曾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他的经验在帮助中国人深入中东。

大国的交错时空

回望历史，能感受到一个大国疆域内有着截然不同的时空，考验决策者的处理节奏。

1979年，彼时的美国最高层正在全力处理戴维营会议和阿富汗问题。布热津斯基自己也承认一度没有注意伊朗的事态。而沙利文大使身处伊朗，形势多变，一夕数惊，时刻需要请示高层。一个请示如果拖延一周得到回复，早就失去了意义。两边对比，颇有天上一日，人间一年的感觉。时空相异，难怪沙利文反复责怪高层决策迟钝。

我没有去谈震惊世界的伊朗人质事件，一来相关材料很多，二来我关心的是我们普通人理解当代世界与当代中国的想象力问题。中国也是大国，不同地域不同层级也处在不同的时空感觉里，从上到下都得习惯于这种时空差异。帝国的时空与民族国家的均质时空无法完全一致，既考验决策者的智慧，也考验国民的心态。今天的中国也在三头六臂处理国内外重大问题，好在大局稳定。

1979年之后的伊朗乱局颇似中华民国。迷途于各自政治正确的左派、右派无不完败于“波斯人的司马懿”、“伊斯兰主义列宁”霍梅尼之手，有兴趣者也可以从中获得深刻的历史教益。当伊朗人民想要向一个更好的世界进发之时，收获的是一个伊斯兰宪法国家——在最高宗教领袖的监护下行三权分立五权监督全民选举，很“民主”的样子。令人唏嘘。当然，这是历史的合力造成的。

【时光穿越的插播】：以下网友对本文的批评，笔者比较赞同。抛砖引玉，希望有更深思考——ScorpioGs：有几个地方值得商榷：促使巴列维改革的是肯尼迪，他一直希望巴能早些土地改革。巴列维也是通过美国人政变上台的。伊朗ysl革命很复杂，俺认为这是ysl自我现代化或救赎很艰难的一步，可能类似于欧洲新教改革，它的自我前进步伐其实要超过凯末尔的复兴革命（一个不太直接的例子就是两伊战争，威望正盛的傻木木没能动摇新生的ysl共和国）。似乎文章中采纳的西方观点太多了　】

【插播穿越完毕】

早在1949年，中国人已经依靠先进政党与群众路线完成彻底的革命。1979年，中国人刚刚开完三中全会，重装待发。国民为重新拥抱世界而欢欣鼓舞。那时我们眼中外国的天空是蓝的，建筑是高的，军舰是酷的，人是自由的，一切都是好的。甚至有时候也会忘记我们自己艰苦奋斗得来的物质和精神遗产。世界不是一团祥光，是火炉。彼时德黑兰的蓝天正陷入烽火，美苏治下的世界体系正在悄悄重新洗牌。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在困顿中前进，一次次着急地扬眉吐气也一次次遭遇挫折。但扬眉吐气的时刻总是突然间到来。

1986年，我国同样是在南也门首开大规模撤侨先例。那时的条件远比现在艰苦。今天，不仅装备鸟枪换炮，世界形势也斗转星移乾坤易位。成为一个大国的国民，这是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事情。大国的时空无论如何都会融入我们的血脉。我们或者浑浑噩噩地被动接受，或者力图清醒地将其变成自我的一部分。当小时代文学塑造了现代市民的情感，回顾历史则多少能够熏陶大国国民的心灵。

在也门撤侨之后，有人编造了中国部队在当地的霸道行为。但是有网友纷纷表示：“看到祖国这么流氓我就放心了。”回顾历史当然不是为了重演历史。相比霸权国家，我们当然要有不一样的思维，就如同汪晖先生对一带一路战略所希翼的那样。但是首先了解已经发生的，学会处理别人已经会处理的，是继续向上攀登的基础。如果我们是外交官，如果我们是海军士兵，如果我们是舰长，如果我们是千千万万侨民中的一个，我们该如何沉着应对浪奔浪流？在面对复杂形势的时候应该如何审慎大胆地决断和减损，这不只是国家的事情，也是国民的生存态度。

2011年我国从利比亚撤出三万侨民。一队丢失护照的中国工人为了向利比亚边检人员证明自己是中国人，在外交官组织下一起整齐地高唱国歌，令在场者无不动容。几天前，临沂舰带着各国侨民，带着自己这个革命老区的名称，驶向祖国。此时，伊朗已经加入亚投行，而“自由民主”的伊拉克、叙利亚仍然江山寥落百姓荼毒。痛苦的人们还在黑暗中挣扎，但中国与世界都要向新一天进发。我们也许再难看到那个面对相机举手投降的小女孩，我们会记住她吗？我们终有一天也能带着她们一起走向新世界吗？

也门撤侨，中国女孩与女兵

主要参考资料：

《伊朗公主回忆录》阿什拉芙·巴列维

《出使伊朗》威廉·赫·沙利文

《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世界影响》陈安全

中间白发者为沙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