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国家大阅兵为观众带来的兴奋还没有完全散去，日本政府则在民众反对声中强行通过走向重新武装的安保法，而国际经济不景气的阴影仍在继续弥散。相比之下，一个重大“国”字号文件出台引起的民众反响不算太大，却令业界强烈关注。9月13日，中国国企改革的总体框架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正式公布。与所有国字号文件一样，看似波澜不惊的文字背后蕴藏着许多深意。指导意见引起各方解读。财经类媒体普遍关注指导意见中关于国企的新分类方法、混合所有制以及控股方法探索、“管资本”的提出和国企薪酬改革等等。

新华网在9月15日发表文章《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私有化等错误观点》，强调“增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必须要把思想和行动高度统一到中央精神和要求上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私有化、‘去国有企业’等错误观点，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这样的观点也招惹来网上一些不同声音。李克强总理则在18日主持召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提出“要准确把握和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有关精神与部署。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相互融合、共同发展。”

如何准确把握？字面文件落实到操作中会引起怎样的实际后果？9月19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与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共同举办“学习《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理论研讨会”。与会学者从理论、政策、方向层面对指导意见进行了探讨，也涉及到了操作层面的不少重大问题。

主义

孔丹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是大家期盼已久的。从去年10月底开始起草，到今年9月13日正式公布，经过了10个多月时间。文件的形成过程是习近平同志亲自督促的，这是因为国企改革的任务非常重大，中央花了很大力气才形成文件。9月13号之前公布的两个文件，《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以及此后各种文件的延伸，我个人觉得，包括这个文件来之不易，而且意义非常重大，全面、长远、空间大——指理论上进一步理解和解读的空间大，实践上进一步实行和探索的空间大””。张宇则强调和过去相关文件思想的相承与发展，“1999年中共中央制订了一个关于国企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推动了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全面展开。16年过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比较两个文件，可以看出有许多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比如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坚持完善国有经济布局，坚持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坚持党的领导；同时也根据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如强调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强调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强调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强调增强活力和强化监管相结合、强调发展混合所有制等等。总的来说，这是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纲领性文件。”一句话，有新空间，但没有变颜色。

一头白发的人民大学荣誉教授卫兴华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是全面改革的决定，这是个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在某些方面也可以说提出了细则。没有顶层设计和细则就容易被曲解。他批评有人在党报下属刊物撰文称混合所有制就是国退民进，国家应该放弃对企业的控股权。妖魔化国企的声音也不绝于耳。他认为《指导意见》做出了明确表态，做大做优做强国企意味着私有化路线中央断然拒绝采纳。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何自力教授干脆认为“《指导意见》对一直以来遭受新自由主义攻击的国企定位问题做了非常明确的界定。”

人民大学原副校长林岗更是用“心里一块石头落地”来描述看完《指导意见》的感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他首先提到某些国际机构一直向中国鼓吹国企全盘私有化，接着说：“这之前对国企改革的前景很担心，担心国有经济被搞没了。这些年，我国经济学界一些有影响的人物跟在外国人后面喊私有化，对改革的实际进程产生了不可忽略的消极影响。十八大之开过一次征求企业改革方面意见的座谈会，我们发表了一些跟这个《指导意见》比较接近的意见，反对流行的私有化主张。当时在场的几个曾长期在重要国企工作过的领导同志，都说没想到学术界还有我们这样的观点，表示非常赞同，同时也对流行的否定国企、妖魔化国企的主张表示非常愤慨，流露出忧虑之情。”听起来，虽然《指导意见》“主义”已定，但文件是由人执行的，既然“私有化”等观点仍然被国内外一些人信奉，国企改革的实践道路必然不会一帆风顺。刘纪鹏教授大声说：“主义要谈，但我要重点谈问题。技术问题的解决是我们贯彻文件的重要任务。”

统一监管问题

刘纪鹏认为：“从管理国有企业到管理国有资本的跨越，是文件的一大亮点。过去一讲改革就是国有企业，谈的都是企业内部和企业层面的问题。而国有资本的改革涉及资本的所有者，也就是政府的层面。今天我们的全民所有制的具体表现形式还是在政府环节，资本所有者地位是党和政府绕不过去的环节。经过36年的改革已经到了所有者层面，从传统的管国有企业到管资本，而国有资本的所有者、管理者、指挥者，一定是政府部门，相关政府机构的改革也就在文件中得到体现。”

左起：卫兴华、有林、林岗、孔丹、刘纪鹏、楚序平、张晖明、何自力、陈一津、高粱、张宇

接下来刘教授具体谈到国资统一监管问题。

“中国有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资委。我们传统的两层次理论，国资委只管112家。这次如果当一个统一监管者，文件里已经明确提出，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这个公司怎么组建？从管国企向管国资跨越的第二个技术细节，势必改变原来的两层次理论——国资委恨不得全管，直接当股东。你能在全国所有的国企当股东吗？一方面需要统一的监管者，可是这个监管者又都要自己当股东，你能管得了这么多？新加坡一个淡马锡，我们今后至少五百淡马锡。所以这种背景下我们就要一个统一的监管者，加上若干个按现代方式管资本为主的淡马锡，共同融于我们的国资系统。从过去国资委一身两任，又是老板，又是监管者，出资人，变成把直接出资，从事资本经营的环节让给下边500个淡马锡。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纯粹是控股公司，独资公司，不是上市的，而且不从事具体的实业经营，就是如何研究管资本。”

监管的问题比较严峻，“国资委现在想把中国国资统计一下，统计不上来，国资委只有112家的数据，其它就得找财政、文化部跟人要数据。我们今天可怜到谁能把国资说清楚，说不清楚。中国体量这么大，这是中国模式，你没有统一的监管，连基本力量，有多少支部队都搞不清楚，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