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完成载人登月也需要完整而雄厚的技术基础。完成登月任务，需要材料、冶金、机械、化工、电子信息、精密遥感测控等诸多技术学科的协作。如果只精于某一个学科而在其他领域落后太多，很难取得登月的成功。以苏联为例，最终扼杀苏联登月计划的，是其N1火箭四次试射的全部失败。对于这种大推力火箭，美国的土星-5号火箭采用的是研发大推力发动机，以少量发动机产生较大推力的实现途径。在第一级仅适用了5台F-1液氧-煤油发动机，就实现了高达120吨的LEO轨道运载能力，至今尚未有超越者。而苏联的N1火箭则在第一级并联了多达30台推力较小的NK-15发动机。如此众多发动机一起工作，火箭被设计的异常复杂，可靠性严重降低。一台发动机出现的故障会迅速引发连锁反应，使得整个火箭系统崩溃。

实际上，具备大型火箭设计经验的格鲁什科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希望使用当时苏联已有的大推力偏二甲肼-四氧化二氮发动机。但科罗廖夫拒绝使用这些有毒的燃料，而苏联又没有足够的技术力量在短期内研发大推力液氧-煤油发动机。苏联的信息产业无法为发动机的仿真设计提供足够的计算资源，石化工业无法为火箭提炼出高品质的煤油。在技术短板的制约下，不得不霸王硬上弓式的采取了不合理的方案。可以说，正是美国已有的科技实力，才使登月成为可能。

此外，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和军事存在也为阿波罗计划的开展提供了保障。阿波罗飞船选择了远离美国本土的太平洋中部作为着陆场，采取海上着陆的方式返回。这样做是为了避开大西洋可能出现的恶劣天气和较大的风浪对飞船返回的影响。打捞飞船的任务是由美国海军的海空力量完成的。如果美国没有一支蓝水海军，阿波罗飞船的回收可能还会遇到障碍。在阿波罗飞船的飞行过程中，美国的“深空网络”测控网持续不断为飞船的通信和测控提供服务，这个网络由澳大利亚、西班牙和美国本土的三个站点组成。如果没有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这类站点的连续稳定运行就难免受到政治因素干扰。

在美国，那些和航天技术没有直接关联的学科与研究领域，也间接的从阿波罗计划中获益。短时间内不能产生明显经济效益的基础研究，如生物、物理、天文、地球科学等，经费基本都要依赖政府投入。由于阿波罗计划让决策者看到了科技发展带来的巨大政治收益和在国家安全中的中的地位，美国联邦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在阿波罗计划开展的同时增加了6倍多。阿波罗飞船飞控计算机对电路小型化的要求，集成电路技术在阿波罗计划大量订货的刺激下开始了蓬勃的发展。据统计，在1963年，阿波罗计划的订货占到了全美集成电路出货量的60%，为后来美国在计算机产业的领先打下了基础。

总结一下，除了钱外，登月需要国家意志的迅速统一和有效执行，需要国家具备雄厚的技术基础和储备，需要国家的全球影响力，而这些就是一个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集中体现。那位瑞典教授也许还会假设，如果瑞典拥有中国在以上方面的实力，可以送更多人上月球云云。但这个世界不相信如果，只相信现实。欧洲的航天活动是在多国共同参与的欧洲空间局（ESA）组织下进行的，瑞典也是ESA成员国之一。ESA成员国GDP之和已经和中国可比，又大都是老牌工业强国，但至今太空中也没有ESA的载人飞船出现。欧洲宇航员要想上天，只能搭乘俄罗斯或美国（航天飞机未退役时）的载具。

在当今世界，“先到达、先占有；先开发、先利用；先登月、先得益”仍为不争的事实。今日的太空正如15-16世纪大航海、大发现时代的海洋，而月球是最容易开发利用的处女地。中国人越早登上月球，就能在百年的时间尺度上为我们的后代争取越多的发展空间。当我们面对广袤无垠的海洋固步自封，错失大航海时代后，得到的是近代被侵略和掠夺的屈辱。面对另一个战略机遇期，我们不能让这样的悲剧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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