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怎样“印钱”

“钱荒”是这几天最重的国内新闻。各地利率飙升，金融机构四处借钱，不管是谁，只要手里捏着几百万现金，就可以对平时趾高气扬的银行经理耀武扬威，股票市场因为一两条消息大起大落。网银的每次技术问题——不管是真是假，都会被放大成直指中央政治局的传言。就连菜市场大妈的小道消息都在嚷嚷存款不一定可靠。这钱都去哪儿了？

从字面意思说，“荒”是指遭灾，粮食歉收。要“救荒”，不能只发粮食（钱），还要尽快把粮食生产恢复到平时水平，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现在钱“荒”了，也必须先考虑平时为什么不“荒”。

钱是啥？是中国人民银行印刷的纸币，是在中国人民银行允许下，其他银行增加的存款数字。这些钱是怎么到企业、到普通人手里的？为何钱能越来越多呢？

从逻辑上说，人民币的印发方式有这样几种：

首先是最古老的发钞方式——买黄金。金矿出产黄金，中央银行用现钞收购一部分，相当于借助金矿向社会发钞。金矿向股东支付利润，向政府交税，向工人发工资，向供应商付货款，人民币从而成为流通货币。

其次要说最不合体统、却是最近十几年最重要的发钞方式——购汇。中国企业努力拓展海外市场，从国外弄到了足够多的外汇（主要是美元）。拿到国内，央行指示外汇管理局一律收兑，按照牌价换给你人民币。等到需要进口的时候，企业再把人民币换成美元去支付。其中复杂的手续就不说了，总之这些年中国年年巨额顺差，赚进来的美元远多于花出去的。无数个出口企业赚进来的几万亿美元都得交给央行，央行就得拿出人民币来兑换。市面上因此多了几十万亿基础货币（在法律意义上可以全额兑换出来的现钞数目）。企业可以随便花销这些钱，买东西也成，开工资也行，最后合法地流到普通人手里。

第三种方式就是央行买国债。国家发债，央行出钱买（不一定直接买）。国家得到现金，央行得到债券。这近似于国家左手创造钱再送给右手。让政府花印出来的钱，而不是收税收到的钱，政府凭空增加了财政收入。显然，这很容易造成通货膨胀，物价失控。80年代的中国政府就曾经靠印钱度日。1984年政府直接从央行拿走260亿，到了1991年每年直接发钞1000多亿。这期间发生了1988年大涨价，涨价直接导致了惊心动魄的1989年政治风波，几乎把政府推到自杀的悬崖上。

所以，中国法律现在禁止央行直接买中国国债（美国倒可以），即禁止中国政府凭空印钱。但法律并不禁止人民银行从商业银行的手里买国债。从效果上说，这和央行直接买国债区别不大，但至少政府要先把债卖给现金充足的商业银行，再让央行印钱把本息收回来，绕个圈子算是制约一下政府无限制印钱。但无论怎么绕圈子，央行买国债，本质上就是把现金交到了财政部手里，成为政府的财政收入，财政部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买军舰，修水利，发低保，盖学校都行。钱最后也流到了社会上。

第四种方式也是买有价证券，只是不买国家的债券，买银行的各种票据，各种资产。比如买一张没到期的银行汇票，现金自然转给了卖主。当然，价格肯定低于票面价格。

第五种方式就是往外借钱。比如说通过“再贷款”把钱借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有了低息的进项，不能干放在家里付息，会加点利息把钱贷出去。贷款人可能是企业也可能是个人。

其实第四种、第五种方式的本质区别不是很大。央行借钱给商业银行，实际上也需要银行有相应的资产做实际上的抵押，一般不会凭空给钱。央行买了证券、票据，到时候也是要换成钱的，相当于借钱给社会再要回来。这两种模式算是比较“正常”的发钞模式。

除此之外，改变贷款准备金率也可以控制市面上货币的增减。但这不影响基础货币的发行，也不影响普通人（企业）拿到钱的方式。从长期来看，政府会保证准备金率基本稳定，不会通过连续降低准备金率来发钞。

央行自己也会发一些债券，反过来向市场支付利息，调节市场流动性，但数量不大，利息也远低于市面资金价格。为了讨论简洁，在此暂且不谈这2个问题。

2 借新债还旧债

除了印伪钞之外，钱的来源主要就是上面这五种。

第一种发钞方式有个最大的缺陷——黄金太少了。中国近年黄金产量飙升，已经是世界第一产金大国，每年不过出产几百吨黄金。扣除其中直接做成饰品和金条，被个人收藏的部分，再扣除工业消耗，央行最多收购一二百吨。按照市价，价值几百亿人民币。这远远不足以应付经济增长所需。所以人类很早就放弃了金本位货币。在当今社会，黄金货币只是一个很次要的发钞方式，在讨论全局问题的时候可以忽略。后面还会谈到这个问题。

第二种换汇印钞的方式虽然量大，但从长远来看也靠不住。美国也好，别国也罢，不可能永久性地让中国占有巨额顺差，摧毁他们的产业。从中国整体来看，美国的国债和美元都是凭空印出来的，不花掉都是纸，也不能无限制的攒下去、让美国不劳而获。一个正常的经济体本来也不该攒这么高比例的外币。所以最近几年，出口增速开始下降。换汇增加的货币不那么多了。在考虑当下乃至未来的中国问题时，我们应该基于自行印钞来讨论问题。

剩下三种印钞模式有一个共同点——央行（人行）在账面上不做亏本生意。不论是买国债、借钱给银行，还是买票据。央行最终要收回更多的钱，至少不会少于付出的钱。政府要收税来赎回国债，商业银行要赚钱来偿还“再贷款”本息，开出票据的银行要付出更多的钱收回票据。就算央行长期持有社会资产，也会为此收取永久性的利息。

这很容易理解，央行虽然不是个纯粹的企业，但总还是个银行。必须为自己的商品——钞票索要价格。央行对外放款的利率，就是为此收取的租金。虽然世上偶尔也有负利率的央行，但那指的是存款负利率，贷款利率最低至0而止。至少在账面上，央行是不做赔本买卖的，否则借出的多，收回的少，商业银行和企业不用经营就能从央行赚钱，谁还会做别的生意呢？

不过，按照这个规则，央行发出去的钱最终都会回到自己手里——而且比发出去的时候更多。如此说来，岂非钱荒是必然的结果？岂非市面上每一块钱最终都会被央行收走？

我们都知道，现实中从未出现这么荒谬的情况。这说明央行以外的社会得到了足够的钱，足够偿还源于央行的债务。这些钱从哪来呢？唯一的答案还是央行——别人没有制造货币的权力。很显然，在前一轮现金涌回央行之前，央行用另一轮发行制造了更多的货币，推向全社会。然后新一轮发行的货币必须用另一轮更大的发行来平衡。如此往复，我们完全可以说整个社会需要不断地“借新债还旧债” ，新债一定大于旧债——最终的债主都是央行。

这指向一个重要结论——只要国家开始用央行发行信用货币，社会上流通的货币数量就会稳步地以指数增长，永不停息。钱会不会因此不停贬值呢？

温和通胀的确是大部分国家的通例，但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还是基本保证了币值的稳定，很少出现纸币购买力快速奔向0的情况。这就需要把金融和实体经济结合起来考虑。

央行一般不会直接给企业放贷，而是通过商业银行放贷。商业银行会给什么样的企业贷款呢？显然是有偿还能力的企业。企业从银行贷款，不能去给老板买豪车、办婚礼，必须要有投资项目才能拿到钱，比如建工厂、雇人手、盖房子、搞研发，用贷款形成一份比贷款本身更大的资产，这才能用盈利偿还本息；或者至少用这份新的资产当抵押，借到一笔新的、更大的的贷款，还掉旧债，才不至于破产。

的确有一些企业没能完成这个任务就破产了，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说，央行发出的贷款最终在大多数企业形成了更大的生产能力，或是让这些企业能制造更好、成本更低的产品。

社会总的生产能力和货币供应同步增加，就不会有失控的通胀。这些新增生产能力意味着更大的社会总资产，正好也提供了更多的抵押，让央行有理由向全社会（包括政府）“借”出更多的钱。这就是实体经济和信用货币发行之间的配合，是大部分国家竭力保持（或达到）的经济状态。“钱”就是在这个动态过程中多起来的。反过来说，要是央行没能完成释放更多贷款的任务，钱就会在动态过程中流回央行，形成钱荒。

3 有工业才有中央银行

要实现这个理想状态，有一个“潜在的”前提必须满足——整个社会（包括企业、个人、政府）可以通过投资来获得更大的生产能力。这在今天是个不言自明的常识，但在过去的几千年乃至上万年，在整个农业社会，这可是个稀罕事。

农业社会的特性是稳定，尤其是在中国这种很早就达到数千万人口，人多地少的发达农业社会，典型的经济模式是大部分人口当农民种地，除了自己吃饭之外还能生产比例不高的剩余粮食，用来供养一些手工匠人、商人、军人、官僚和贵族。几乎所有工作都要靠肌肉（人和畜类）来驱动，所有能开垦的土地都已经开垦、精耕细作。要增加一点点经济总量也几乎不可能。对已开垦土地新投入劳动力，增加的一点点产量甚至不够养活新增的人口，剩余粮食反而可能下降。

这说明，在农业社会，除非可以开辟新的未开发地区，否则向农民或手工匠人贷款意义不大。因为怎么贷款也改变不了用肌肉劳动，靠有限的土地亩产活命的事实。所以，大部分借款不是用来投资，而是用来救急的消费贷款。常说的“卖身葬父”就是这种情况。这种借款往往意味着兼并，因为偶然事故而借款的农民不得不把土地交给债主，自己变成佃农，甚至交出人身依附权变成奴仆。但这依然不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上限，最多是降低农民自身的消费，增加地主或当铺的利润，改变一下分配方式。

如果这个时代出现一个中央银行，以指数方式增加货币供应，那么无论这个货币是什么，是黄金还是纸币，都必然出现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直至经济崩盘。在全国推行纸币的宋、金、元，在美洲抢到天量黄金的西班牙帝国，都无法保持稳定的币值，只是用发钞（币）来代替一部分税收而已。所以农业社会不需要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

工业社会结束了从肌肉→产品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造产品，使用机器造机器成了新的经济模式。从这时起，用投资来促进生产才成为正常现象，企业普遍的贷款发展成为可能，政府每年都可以预期社会总产品比上一年多，从而多印一些钞票来满足使用。这就是中央银行存在的前提和必要性——有了指数增长的工业经济，才能（必须）有指数增长的钞票。

不过，人类社会的硬件进入工业社会，不等于软件也进入了工业社会。在工业革命之后的100多年，具体而言就是19世纪和20世纪前期，人类社会流行的恰恰是金（银）本位，有多少黄金印多少钱。如果金银等贵金属不增加，就不能随便增发钞票。这显然和工业经济迅速增长的现实不符，很容易出现钱不够用的问题，影响经济发展。

好在欧美等少数几个工业国正统治着全世界，可以开采全世界的黄金，可以从中国印度这种传统的富国连抢带骗地弄金银。所以贵金属总量增长的速度还算可以，能勉强追上19世纪全世界平均不到2%的经济增长率。等到殖民地瓜分完毕，金矿基本都得到开发，黄金的增长没那么容易了，工业增长率却不断上升，货币开始不太够用。具体来说，极限就是1910年以后，世界经济增长率从2%往3%艰难爬动的时代。等到增长率爬到差不多3%，地球也被瓜分完毕。工业经济再也不能从外部找钱（黄金）来保证经济增长，这个世界立刻爆发了世界大战，然后是大萧条。总之没钱就没利润，没利润就要打仗自杀。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稍微变聪明了一点。认识到金银有限，而工业经济的增长无限，逐渐放弃了金本位制度，理直气壮地授权中央银行发行信用货币。无论其中有多少黑幕，给多少人间接制造了利益，悄悄偷走了多少人的财产，这个变化都是一个划时代的经济制度进步——源于农业时代的金融体系终于进入了工业时代。以至于经济学家威尔.罗杰斯说：人类有史以来有三项伟大的发明：火、轮子和中央银行。

仔细分析一下，威尔.罗杰斯的话的确不算太夸张：

人类在学会用火之前已经会打猎了，但学会用火意味着人类能充分利用打到的猎物，彻底超越其他食肉动物。即用火是史前时期的人类成熟的标志。

人类在学会制造轮子之前已经会种地，会组建政府了，但轮子大大降低了陆地运输的成本，把分散的地域性文化连接成统一的文明地区，轮子算是农业文明成熟的重要标志。（美洲文明没有轮子，靠羊驼和人力在各个地区之间运输，几百个西班牙人一来，各个地方势力对西班牙人消灭权力中心乐观其成，很快被打的分崩离析）

类似地，人类在发明中央银行之前已经发明了现代工业，但直到20世纪中期，基于信用货币建立中央银行，这才算正式承认财富来自工业经济，承认货币只是个符号，允许财富的标志——货币和工业经济同步增长。从这个角度说，以信用货币为基础的中央银行算是工业文明开始成熟的重要标志，有资格和轮子，和钻木取火并列。

4 央行不是上帝

如此看来，经济制度至此已经达到了一个理想状态。政府和央行印钱，企业生产，银行做中介，一起分享工业经济带来的好处，一起给工业经济加油。工业社会再也不用担心通货不足，萧条和衰退从此可以走进历史了。

实际情况呢，20世纪中期以来，这个世界的经济增长速度的确比此前快得多，稳定的多。但表现为通货紧缩的萧条和衰退从不曾消失，隔几年，至多十几年就要跳出来占据一下新闻头条。远的不说，只看最近的钱荒和2008年从美国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难道人行和美联储打盹了吗？

这还是要谈一谈“理想状态”里的“潜在前提”。

在前面的模型里，所有的企业都会努力扩大生产，制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把资产变的更值“钱”；银行则按照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评判资产，依据资产发放贷款，让最能创造财富的企业（个人、地方政府）拥有最多的货币。

但在现实中，银行无法直接评判“创造财富”，只能根据市场价格来评价资产的价值；企业也不会考虑什么是“财富”，而是利润第一，无限地通过市场收集货币作为利润。换句话说，市场价格决定贷款流向、市场决定贷款偿还能力。

市场是什么地方？市场是把资产体现出价值的地方。在成本和质量不变的前提下，一个每月生产120辆汽车的工厂肯定比生产100辆的有价值，利润更高，拥有更高的还款能力。作为抵押，也可以贷到更多的款。这就是理想模型下的经济增长模式。

市场之所以能对资产作出比较正确评价，是因为市场的末端站着消费者。不管看起来多么神奇、多么壮观的资产，若是最终不能增加消费品供应，不能让最终用户掏出钱来，那也一文不值。不过，从央行到银行，再到消费者，其中要经过许多环节才到最终用户。这就有了投机和炒作的空间。

市场的精髓在于供需决定价格，有人出钱收购市面上某种东西。无论他是否拿这东西去消费，都会抬高价格。而对于企业或者有钱投资的个人来说，市面上的东西自己可以不消费，也不拿来搞生产，但只要有涨价预期就可以买入，涨价了再卖出赚钱。所以，只要有资金干预，即便基本需求不变，市场上的“资产”价格也可以大幅涨落。银行当然不喜欢这种能造成坏账的风险，但银行同样喜欢利润，也没有能力分辨每一份资产到底为什么增值。所以在投机风潮刮起来的时候，银行也会直接或间接地跟进放款。市场也会对这些资金照单全收——炒作1000万元的“艺术品”，和工厂购买同样数量的原料，所需的资金数量没什么区别。

这正是我们身边的现实。在市场经济充分发育后，我们看到，无论是住宅、商铺，还是古董、翡翠、黄龙玉（黄蜡石），乃至茅台酒、普洱茶、大蒜。没有什么不能成为炒作题材。购买者往往不是因为自己真的需要这些东西，而是认定了可以在涨价中赚钱才买入。但不管基于什么原因，银行在大多数情况下会根据涨价后的价格来认定资产价值，根据炒作利润来确定企业盈利前景，从而发放贷款，支持了价格进一步上涨。这就是“资产泡沫”。央行贷款通过商业银行，间接吹起了泡沫。

5 泡沫的杀伤力

资产泡沫意味着价格远远超出成本。对单件商品而言，价格虚高并没有什么害处，因为钱和价格本来就是个符号，定价既不影响生产商品的成本，也不影响消费这件商品带来的实际效益，甚至可能会提高消费者的实际感受——医学研究证明，安慰剂的效果随价格同步增长；社会经验告诉我们，钻石和玻璃的区别主要在于付款时产生的自信。这都不算坏事。

不过，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畸形价格会错误地引导资源配置，造成巨大浪费。当资金都涌向投机行业时，其他行业相对就会缺少资金，实际利率会上升。在市场经济下，资金代表的是人力、原料、土地等资源。比如说，成本200元的普洱茶饼被炒到10万元，那么普洱茶生产就会大大增加，本来不适应生产普洱茶的土地、人力被转去生产普洱茶。这显然大大提高了生产成本，但只要生产成本低于10万元，比如5万元能生产一个茶饼（当然这个比喻并不太恰当），就会有人源源不断地向普洱茶行业投资。为此节衣缩食、减少消费在所不惜，抱着投机获利的希望自得其乐。

实际上呢，在其他茶叶、饮料的竞争下，消费者主体能接受的茶饼价格依然是200元，就算紧缺也只愿花500元来买，只有一两个人愿意在5万元的时候依然要喝普洱茶，绝大多数囤积茶饼的人只是为了套利才囤积茶饼的。在这种情况下，每个5万元的茶饼或许能赚5万元的利润，却实际上至少浪费了50000-500=49500元的劳动。

如果说普洱茶的例子还不够冲击力，我前几年曾碰到这样的事情。当时陕北煤价高涨，陕北房产泡沫也很厉害，几个县城的房价动辄上万，远远压倒西安。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自然渴望着盖房子发财。拿不到耕地指标，地方政府就在山谷两侧炸山造地，整个住宅小区和广场的位置比原来的地表低七八十米，全是一点点炸石头炸出来的。每亩地仅平整费用就高达六七十万元，在石头基底上修基础设施更是麻烦。这些费用全部要加到房价里。

这里的购房者如果只是为了居住，完全可以以更低的价格到基础设施更好、工作机会更多的西安等地区购房，或是步行几分钟，穿过黄河大桥到对岸的山西县城居住——那里的房价便宜一半以上。但考虑到房价的增值潜力，他们完全不介意在房价中支付高昂的平整费用——直到房价泡沫破裂。这些陕北县城和西安的房价之差不仅仅是纯粹的炒作利润，还包括了好几倍的建设成本。房产泡沫促使中国人在这些本不适合盖房子的地方修居民区，多付出了天量的劳动。而这些劳动本来可以在其他行业转化为有效的消费品，或是加快经济增长率的投资。这就是泡沫的第一个害处。

泡沫的更大危害在于破掉的时候。

泡沫早晚会破，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因为早晚有人会套利出逃。泡沫破的越晚，损失越大。从全社会来说，泡沫价格越高，生产高价产品浪费的资源越多。从银行的视角看，泡沫资产越多，抵押能力就越强，被用来炒作泡沫的贷款就越多。一旦泡沫破裂，显然贷款偿还无望，都成了坏账。

从央行的角度来看，泡沫破裂意味着央行以外的社会总资产价格下降，不能再抵押此前那么多贷款。正如前面所说的，发行货币是个动态过程。央行新发的货币减少，但此前放出的资金还要按时返回央行。市面上的钱自然就少了。

和别的企业不同，商业银行的 “原料”和利润都是钱。钱紧张的时候，无论自己的贷款是否因为泡沫破裂变成坏账，银行都要囤积原料自保。最起码要能应付正常的存取款，不至于对着存单付不出款，倒账破产。所以快到期的贷款要催着还，新的贷款要想尽理由不放，还要各处磕头作揖去拉存款，至少保证大客户的存款不跑到别处。至于暂时持有货币的成本，损失的利息，在破产的危险面前都是小事。

银行不放款是自保，其他企业拿不到贷款可是要命了。这年头纯粹靠自有资金发展的企业可谓凤毛麟角——大多被积极利用贷款的企业挤垮了。大部分企业本来要靠贷款当血液，忽然拿不到贷款，进不了原料、发不了工资，甚至没法卖固定资产来筹集救命的资金，只能一步步地走向破产。至少也要停工减少产能，艰难度日。

企业破产、压缩产能，在银行视角看来意味着新一轮的资产缩水，必须继续减少贷款，规避风险。这又会打击新一批急需资金的企业，给银行更大的压力。经济就此进入恶性循环。美国两房债券泡沫破掉后，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就是这种情况。

泡沫破掉固然不好，但泡沫涨成两倍大以后再破会更可怕。所以有的时候，或是商业银行，或是央行自己，会主动地收缩资金，戳破已经很大的资产泡沫，客观上无差别打击了投机行业和实体经济。这就是眼前的“钱荒”。

6 开银行不能忘本

在理想的央行模型中，资金扩张可以和企业生产能力扩张同步进行。但现实中投机泡沫一个接一个，泡沫后的紧缩又对那些不投机的企业进行全面打击。连续不断的折腾说明，理想模型正常运行的某个前提一定未能得到满足。一定有某个地方出了差错。这个差错是什么呢？

论语里有这么一段：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我要去给卫国打工了，到地方先干啥能镇住场子？】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老师您太老套了，一个名头有啥好争的】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混小子，你傻不要紧，闭嘴就没人知道的。现在我告诉你，名分决定了讨论的逻辑，逻辑不对啥都得干砸了。正名是第一要务】

孔子不问卫国的情况，不问子路挂职的级别，上来就回答“正名！”。可见孔子认为“正名”是通用的管理逻辑。我是这样理解孔子的对“正名”的重视的：名分是对一个机构（领导）任务的定义，你对任务不满可以重新做定义，但做了定义就必须让机构（人）按照定义做事，否则一切都没规矩，一切都做不成。孔子另一句名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是这个意思。

按照孔子的逻辑，要解决经济模型的问题，首先要搞清楚各个机构真正的“名分”，看看他们是否按照这个“名分”做事。银行的“名分”是什么？

银行——顾名思义是经营银钱的行当，是用钱生钱，追求钱越来越多的行业。从古代直到19世纪金本位时代，这个“钱”的确意味着金银贵金属。银行是真正的“银”行。是为了聚敛货币不择手段的纯企业。在金矿和社会财富都不可能持续增加的世界上，借投机放高利贷是银行做大的重要手段，是银行的“本分”。

不过，现在是信用货币时代。前面已经清楚地定义了这个时代的“钱”——为了顺应工业发展的需要，由中央银行发行的交易工具。即“钱”已经不是“银钱”了，而是新出现的工业经济的润滑油，是用不断增长的工业资产抵押出来的纸片。这意味着银行的“名分”变了，功能和权力都必须随着改变。

当然，今天的银行还是企业，目标还是赚更多的钱。这一点是不变的，但既然“钱”的增长，根源不在金矿，不在投机，而在于工业经济的指数扩张，那么银行的“本分”就不应该是简单地追逐高回报，而是应该把资金投向工业经济，保障工业经济的指数增长。这样央行才有足够的理由制造货币，商业银行才有长久的利润。做人不能忘本，银行在信用货币时代快乐地赚钱，要是忘了“工业”这个“本”，那早晚会被泡沫炸的人仰马翻。

这个问题直观地理解，就是大楼不会生出别墅，黄花梨的桌子不能生出红木板凳，但组成完整体系的工厂和研究所可以制造更多的工厂和研究所——当然还可以制造我们需要的大部分商品。要是房产泡沫把太高比例的钢铁、人力吸纳去搞楼盘，而不是修新的工厂，那经济增长率迟早会下降。所以，既然信用货币不增长就要出问题，银行就不该放纵资金去炒楼盘、炒红木，因为这些业务无助于实际财富的增长，从长期看也无法支持信用货币的增长。信用货币不增长，一切金融操作都是久赌必输的零和游戏。

不过，凡事说来容易做来难。如果央行简单地下一道命令“原则上只给工业经济贷款”就能解决问题。泡沫经济早就被消灭了。“工业经济”是个很宽泛的定义，里面既包括机床厂、重化工业，电子研究所等核心产业，也包括玩具厂、装修队、物业公司等外围配套产业。甚至最近被热炒的普洱茶、大蒜乃至墓地，严格来说也不是完全和工业经济没关系。比如说煤老板有闲钱去炒墓地，声称自己是因为煤矿死亡率高才预购墓地，你能说他完全没道理么？

工业革命爆发已经两个多世纪，整个人类社会已经被现代工业完全改造过一遍。非要给某个行业安一个“工业”概念，在这个策划公司满街走、咨询企业不如狗的年代简直太容易了。所以，具有可操作性，也符合工业经济逻辑的金融操作方案必然是一个量化的复杂规划，根据技术升级路线、产业链配合和资源现状，对各行业、各地区乃至各企业做出具体的融资指导意见，规定银行能自行操作的融资空间。而且还要根据最新的形势随时调整。很显然，银行既不愿意给自己带上这样一幅枷锁，也没有制定这种规划的能力。虽然银行里也有识数的人，他们也会看数字，也会分析企业前景，但如果企业自己都没有全面的产业规划视角，怎么能指望完全不懂工业技术的银行（央行）懂呢？这可不是雇几个化工、电子专业的大学生，请两个咨询公司就能补上的课。

既然没法做细致的规划，央行的手段就只剩下收放钱了，要么全面放，要么全面收，结果往往是在投机繁荣和通缩萧条之间摇摆，屡屡造成巨大损失。最大的摇摆甚至能把美国这样的世界霸主忽悠瘸了。眼看中国也从四万亿走向钱荒，咋办？

7 工业总参谋部

既然金融业乃至央行自己也管不了这事，那正确的思路就是不让他们管，另请高明。产业规划涉及到外交战略、人口迁移、社保配套等许多只有国家才能控制的领域，甚至可以直接被视为国家战略的主体。这样的规划本来也不是一个银行——哪怕是央行能控制的事情，必须由中央政府亲自操盘才可能做好。

当然，眼前的中央政府有发改委、国资委两个部级单位，但实际上一个主要功能是审查企业提出的计划，一个基本只负责基本的行政管理，完全没有全面掌握产业信息（具体到骨干企业），指导整个工业体系升级的能力。更不可能要求总理挂帅的金融工委、政协副主席领衔的央行配合自己。至于地方发改委，已经完全蜕变成为项目补手续的盖章机构，能在项目上马前看看可行性研究已经算有面子了。在这样的体制下，指望不出泡沫和“钱荒”，真的很难。

看到这里，有些读者估计已经明白了——你不就是想要个国家计委么！而且还是高岗主席（当时计委领导不称主任，称主席）以国家副主席身份管经济、把周恩来都挤到一边管外交时期的计委。这是反攻倒算，走历史回头路啊！

扭过头看看历史，1954年之前，高岗时期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还真的有几分相似。当时的中国，完成了土改，顶住了联合国军，挫败了台湾国民党军反攻，算是立国已稳，要开始搞建设了。但是，纵观世界，美国和西欧是敌人，日本是附庸，斯大林的苏联还在战后恢复，犹犹豫豫要不要给中国大投入，几乎所有的工业国暂时都指望不上，甚至和中国没有足够的贸易联系，中国只能靠自己来搞工业，自己设计所有的工业门类。所以，必须由一个绝对集权的计委来统筹，把所有能搞工业的资源、人力乃至政策抓到中央政府手里，设计一条和任何国家不同的路。

高岗自杀后的1955年，赫鲁晓夫的苏联送来了156项工程，中国开始了照搬苏联经验的时代。即便到中苏关系破裂后好多年，中国经济建设的重点依然是消化和复制苏援工业，搞了近20年才吃透。等到了70年代中期，从苏援项目复制出来的工厂也开始正常生产，中国又开始和美国、日本联手对付苏联，开始从西方引进项目，吸纳贷款，复制西方的工业。90年代后苏联解体，学西方的路本来开始难走了，但欧美这时也开始去工业化，需要中国的廉价商品，允许中国“入世”，继续向中国开放市场，转移生产力。

总而言之，从高岗自杀到金融危机这几十年，中国走的是跟进路线，眼前总有一个成型的工业国当榜样（或是教训）。或是苏联，或是日本，或是美国。这样的发展路线，产业政策的确可以相对弱一些——抄就是了。银行也好，政府也罢，都可以照猫画虎地调配资源，虽然免不了波动，但总不至于出致命大错。不会被哪个超级泡沫一家伙炸死。所以计委先是被弱化，权力大幅度地向地方政府分散，然后被拆成计委和经委，又变成发展计划委员会，最后变成了今天的发改委。但这并没有给中国经济带来致命伤害。

今天的情况不同了，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基本工业品产量、工业人口数量、工业地区覆盖面积都达到了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水平。在具体的工业门类上，中国需要学习，需要跟进的地方还很多，但整个工业布局，未来几十年的规划，任何国家都没资格当中国的老师，中国必须自己设计未来。

这既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也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再也没有任何试错的经验可供参考。虽然工业规模差了上千倍，但中国仿佛又回到了1955年之前，美苏两大阵营的工业均靠不住的年代。必须有一个机构全面掌握工业信息，制定产业政策。在贯彻产业政策的时候，这个机构还必须拥有直接干预企业人事、财务的权利，而不仅仅是审批和事后监管。换句话说，未来的中国经济需要一个工业总参谋部，只有空头司令部和顾问团是远远不够的。更不能允许金融企业另起山头，建设一个以“赚钱”为单一目标的经济权力中心。

不用说，无论是央行还是商业银行，对这个方案都不会有什么兴趣。事实上，眼下的事实是中国金融业调配资源的能力前所未有，金融企业的“自由度”也越来越大。在一个全面产业政策成为发展必需品乃至生存必需品的年代，要是放手让银行去行使作为企业的自主权，允许它们“一切向钱看”，由金融决策反推产业政策。下一次“钱荒”恐怕就不会像这次这么温柔了。

8非他不可？

反对“工业总参谋部”的理由也不难找。比如说，从全世界普遍推行信用货币制度到最近几年，美国一直是无可争议的工业霸主，美国前面同样没有可借鉴的别国发展经验，美国也没有这么一个“工业总参谋部”，不也一样过日子吗？

不错，美国的确没有计委，但美国眼前就有金融危机，还有动摇国本的去工业化。2003年，美国制造业规模还是中国的两三倍，此消彼长10年后，现在已经只有中国的八成了。要是中国走美国的这条路，仅每年400万理工科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就能把社会拆了。

不过，在二战之后，金融危机之前，美国还是神气了好多年，不仅是军事上压倒世界，不仅是能强迫别国接受美元当硬通货，就说纯粹的工业经济干货，美国也没耽误了。二战结束时美国工业占世界一多半不说，就算在苏联鼎盛的1975年，制造业规模也只有美国的7成。美国赢得冷战，把联合国设在自家，这本事可不是吹出来的。这时的美国有计委吗？谁为美国设计一条引领世界发展的道路？

冷战时期的美国的确没有计委，但美国有个好哥们叫苏联。苏联和美国互相看不顺眼，都想造几万颗导弹灭了对方。就算没有主动动手的心思，依然会造成千上万的导弹，用反击能力来避免对方先发制人。在双方的导弹原子弹数量达成恐怖平衡后。美苏又在常规武器上展开比拼，从飞机到坦克，从航母到核潜艇，哪个型号不砸个几百亿都不好意思出来见人。武器造多了，就得质量取胜。于是冷战几十年间，飞机坦克换了一代又一代，每一代的复杂性都上一个数量级。最后，美苏对抗从大气圈打到外太空，从地球打到火星。巨大的空间站、一次几十亿美元的登月活动，再到最后的星球大战计划。既是潜在的军事威慑，也是炫耀国力，震慑盟国的手段。

如此简而不明地回顾冷战史，就是想说明一件事——如果你有一个实力接近的敌人，就不用担心没目标——敌人会给你指定一个目标。而且这个目标还不是一两个简单的指标，而是全方位的发展，因为敌人从来不会预先声明以什么方式进攻，从海陆空到地球轨道再到电脑网络都有可能。你要么全方位设防，要么做好全方位主动出击的准备。方方面面都要准备好。这是个非常充足的升级工业的理由——工业停滞不仅是不能印钱的问题，更是直接导致灭亡的因素。所以美国兢兢业业，料敌从宽，在工业上丝毫不敢放松，在国防部订单和NASA的引领下，全方位地升级工业。来自苏联的每一个传言都会让研发经费翻番。

不过，战斗机和核潜艇虽然代表高科技，却不能拿到银行抵押贷款。因为它们对普通的消费者、劳动者来说都不代表财富，不代表可以吃穿享受的消费品。除了卖废铁，这些武器也没法直接促进民用工业的发展，反而会占用大量的优质劳动力。在这一点上，造武器和造高价楼盘倒没有本质区别。为何造楼盘会产生泡沫，搞军备竞赛反而会促进工业发展呢？

这是因为工业社会的另一个特性——军事产业和民用产业的内核相通，依托的是同一套基础工业体系。商品要造得好，短期看是需要乔布斯这种创意大师来设计、要史玉柱这种高手来营销；长期看，创意高手和营销高手是最过剩，也最容易被人仿效的货色，基础工业的进步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

农业时代的人想了几千年神仙楼阁，抗拉材料只能用木头，再有创意的建筑师也只能修个大教堂、祈年殿什么的；最后还是因为工业革命提供了足够的钢铁，在建筑中大量使用钢筋，让建筑材料既能抗压也能抗拉，这才有了当代的高楼大厦，才有了几十层的住宅楼和央视大裤衩。古埃及就有人知道用鱼鳔、肠衣当避孕套，但直到现代橡胶工业提供了足够的弹性材料，杜蕾斯才成为平民消费品，廉价避孕术才解放了育龄妇女。

只要基础工业提供了足够的材料、足够的加工手段，哪国也不缺有创意的人去排列组合、创造新的消费品，再向银行抵押这些消费品生产能力，为社会制造更多的“钱”。所以，经济的增长从长期来看依赖于基础工业的研发和规模扩张，要想“钱”越来越多，就得搞基础工业，对未知的技术甚至科学投入巨资研发。

9 以迂为直 以患为利

既然基础工业这么重要，直接向基础工业投资，拉动经济不就行了么？为何非要耗资巨大地搞军备，绕个大圈子来搞基础工业？

这是因为在金融业的视角看来，基础工业有重要的“先天不足”。

基础工业的进步和一般工业企业不同。一般的工业企业，尤其是轻工业的进步往往是基于现有的各种工业技术，重新排列组合，改进修补，创造出新的生产方式，或是新的消费品。这样的进步虽然是渐变积累，虽然没有本质上的突破，但好处是很直观。只要技术改造真的有效果，发明者（机构）就可以申请个专利，带着样品或图纸去找投资者，展示新产品，或者说明如何压低成本。投资者就算自己看不明白，请个技术顾问也可以分析一下。有效就可以投资，就可以开工。要是企业自己做出的技术改造，也可以请银行来评估一下资产，融资开工。总之，基于现有技术基础，重新组合出来的技术进步很容易预估利润，因此能够被金融企业理解，可以获得信用货币支持。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最著名的一个创意班子带头人，爱迪生就是这样和摩根财团勾搭上的。

基础工业就不太一样。尽管基础工业也存在许多渐进式的进步。但归根结底，在现有的各种方案中排列组合，技术储备总有吃光的那一天，而且指望不上别人来提供新方案。只有不断地向未知领域探索，制造此前从未尝试过的机器，才能持续地提高效率，向整个工业体系提供新技术。为了建造新一代的机器，大型的重工业企业甚至要深入到科学的前沿，支持基础科学研究，把最新的科学成果转化为工程成果。比如这意味着经常性地承受失败，以及利润前景的不明朗——这正是金融资本最厌恶的东西：风险和未知的风险。

简单地说，就是金融资本的判断，最终必然体现为银行工作人员的判断。作为外行的工作人员，对于基于现有技术的开发可以预估盈利能力，对于向未知领域的技术探索很难估算盈利能力和风险，所以本性上厌恶向基础工业进步投资。如果让金融行业自主地决定投资方向，这个趋势显然会拖慢基础工业的进步，最终导致经济停滞。

实际上，这正是欧美200年来的现实，而且随着技术开发成本不断增加而越来越严重。能扭转这个现实的因素只有军备竞赛。

军事投资有个很大的特性——最大的风险来自于敌人。军队虽然不喜欢浪费钱，但更不希望看到敌人拿到比自己先进的武器。所以，在财政允许的范围内，军队愿意承担一部分失败风险，乐于向基础研究投资，拉动基础工业的进步，在武器订单内开销巨大的研发费用。而且现代军队作为一个国家机构，本身也拥有足够的技术专家，拥有自己的理工科大学、研究院。他们能够对某些风险研发做出比金融界更正确的判断。

所以，虽然军备耗资巨大，虽然坦克飞机不能吃不能穿，但往往越是增加军费（航天拨款），制造武器，基础科技进步和基础工业发展就越快。从军事角度说，这些研发或成功或失败，但这些技术进步“溢出”到民用工业，会迅速地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财富，让所有人更有钱。微波炉的发明就是个典型的例子——雷达研究中一个工程师发现磁控管融化了他口袋里的巧克力，他说服军方基于这种热现象研发一种新武器，新武器没出来，但微波炉上市了。冷战中这种故事千千万万。看似浪费的军事订单成了美国经济实际上的发动机，看似政绩工程的阿波罗计划换回了百倍的收益，美国（以及享受美国技术溢出的盟友）因此保持了几十年的世界老大地位。这正是孙子兵法上说的“以迂为直 以患为利”。

冷战不止美国一方，苏联也在搞军备竞赛，也因此占住了世界一级的地位，70年代前增长速度还远高于美国，从不到美国3成的实力逐步上升到美国7成的水平。但80年代后的苏联并没有因此欣欣向荣，反而逐渐停滞，最终解体。这除了文化上的因素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苏联并没有正确理解自己的优势所在，没有理解强大军工——重工业本身就意味着无限的财富。

80年代的苏联和美国一样，大部分精华人力投入到以军事为中心的高科技工业，剩余人力已经不足以去转化军工业的技术进步，生产足够的消费品。面对这个问题，美国把工业向海外转移，通过金融优势回收产品解决问题。苏联却反过来开始怀疑自己的优势所在，转向市场化路线，放弃工业规划、减少军费、降低军重工投资以解决暂时的经济困难。这就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结果自然是越改问题越大，最后一跨了之。

不过，既然军备竞赛成了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冷战结束对于金融集团本来就异常强大的美国来说不是个好消息。随着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美国的基础研究也越来越少，实体经济进步越来越依赖于冷战期间的技术储备。等到互联网-集成电路代表的这一轮经济高潮过去，美国最大的依仗已经是通过金融向全世界吸血，制造投资泡沫。军费中用来养人、维持运转的费用越来越高，用来搞研发的比例越来越低。等到吸血也填不满美国金融泡沫的时候，2008金融海啸就来了——距苏联解体不过17年。

吸取美苏经验教训并不等于重演历史。既然军备竞赛拉动经济只是一个间接路线，中国不一定非得发起一场新冷战才能拉动经济，毕竟冷战是世界随时距毁灭只有半个钟头的时代。中国并不缺把新科技成果转化成消费品的人力，只要中国能避免被眼前的经济波动牵着鼻子走，坚持落实产业升级规划。中国不需要像美国那样消耗世界一半的军费，也能保障经济的稳步发展，也能让“钱”越来越多。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最终中国必然需要一个“工业总参谋部”。从短期来看，中国至少要避免让银行主导产业政策，让银行在工业经济方面更专业化，更“懂行”。像精细化工等短板领域需要专门的融资机构和融资政策。眼下建交农工、国开行、农发行的业务高度同质化，在房地产热潮中一拥而上的局面必须被扭转。

对于银行来说，一块钱和另一块钱之间可能没有什么区别，但对于全社会来说，投向基础工业升级和研发的一块钱，和投向一般消费品领域的一块钱、投向房产泡沫的一块钱大不相同，区别就像给孩子交学费和买玩具那样大。把决定投资的权力交给银行，就像把家庭财政交给小学生来管一样，后果不堪设想。

10 四万亿

总的来说，中国现在经济学界流行的还是自由市场至上的思想。不意外的话，对于我这一番用政府干预来解决“钱荒”的言论，必然会有人搬出四万亿投资的事情来打脸——若非政府主导投资，扔出四万亿廉价资金见项目就上，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投机泡沫？怎么会惹得李总理不惜主动引发“钱荒”来挤泡沫？吃政府的亏还不够吗？

谈到这个话题，这就必须好好回顾一番四万亿的前因后果。

从直接原因上说，四万亿的问题出在美国。美国玩金融玩嗨了，全球印钱吸血，也在自己国内炒起了资产泡沫。等到美国意识到泡沫问题，印钱的手稍微一软，泡沫就破了。作为连锁反应，全世界通行美元的地方都出了“钱荒”。

前面提到过，那时候中国最主要的印钱办法恰恰是最不合体统的换汇。欧美钱荒了，中国出口市场明显萎缩，中国央行收兑的美元、发出的人民币都大幅下降。而中国实体经济规模还因为惯性而不断上升，所以中国必须用换汇之外的方式来印钱，不仅要补上美元流入速度下降的缺口，还要有更多的数量来安抚一片恐慌的市场。这就是四万亿的原因。非要给四万亿找个直接嫌犯，那还得归结到美国的金融资本身上。

当然，四万亿以及后续资金毕竟是中国人自己印的，从中国人的视角看，这是对通货缺乏的正常反应，甚至可以说是好事——最起码从美国人替中国人印钱变成了自己印钱。发钞的主导权、印钱的铸币税都留在了中国。但是从实际执行来看，四万亿的确问题很大。

我当时在曾经碰上这样的事情，相距上百公里的两个县区同时要搞超级工业园区，立项的理由是金融危机前颇为繁荣的某大型工业企业要产业升级，要开新厂区，把很大的一部分生产能力和人员搬过来。企业搬迁自然要买工业用地；企业里的工人、工程师收入不错，自然要买房子，占用住宅用地，工人们还要在附近吃饭买菜看电影，还需要商业用地。这工商住宅用地都齐全了，建新城的理由也就出来了。

于是，这两个县区都以平方公里为单位征地、修基础设施。耕地指标不够就以土地整理的名义倒腾一批，再以农民进城城乡统筹的名义搞一批，不经批准先占一批，街道、给排水、土地平整、电力电信统统按照高标准修。至于立项的理由，首先是支持制造业，打造工业强县；其次是吸纳劳动力，让回流农民工有事干；第三是城乡统筹，给被占地农民解决社保；至于第四……再大的企业也不能一次用几平方公里的地，也得考虑点房地产开发项目，所以项目选址尽量要往省会的方向靠，往快速交通干线上靠，给房地产企业一个开发的理由。

这么大的项目，粗粗一算怎么也得十几亿的投资吧。要是分期开发，后面征地就难了，地方政府打算一票都干下来。一年全县也就三四亿的收入，县里肯定是没钱干这事儿的。于是就贷款，十几亿贷款是起码的，一家银行额度不够就找两家，还可以找政策性银行要低息贷款。既然有土地做抵押，有财政承诺托底（其实一回事），银行也痛快地签了贷款合同。新城迅速拔地而起。

唯一的问题是，最后这个大型工业企业去了哪个工业园？哪个也没去！因为金融危机之下，工厂销量也大大下降，急需贷款过冬，可工厂自己却拿不到贷款，自然没有建新厂区搬家的心思。幸而工厂的产品和基建间接相关，随着各地大上房地产项目，慢慢地也被救活了。但但繁荣程度远不如那两个开发区。既然闲钱不多，自然也就不琢磨什么新厂区铺摊子的大事，搬家的事情从此搁置，放进了中长期计划。你是不是以为那两个园区吃瘪了？错！人家卖地盖房子红火着呢，起码到这次钱荒之前日子还挺好过。

为啥厂子自身拿不到救急的贷款，拿工厂搬迁当概念的房产项却目拿的到贷款？原因很简单，房产项目有土地做抵押，有土地增值做利润来源，中间虽然也有些修基础设施的技术问题，但都是成熟技术。再加上地方政府做担保，自然贷款顺利。相比之下，工厂能拿出来抵押的资产都是设备和技术积累，这东西评估起来又麻烦又有风险，再加上金融危机打压销量，谁愿意吃力不讨好，在这当口支持企业技术升级？就算支持，企业拿出当初一个亿攒下的资产当抵押，银行评估一下，按照最保险的方式评估，能发两三千万贷款就不错了。地方政府（操作上通过融资平台）那边价值一亿的土地，由于价值直观，起码可以抵押8000万贷款，钱往哪边流不言自明。这就是“四万亿”最大的隐患。

地方政府不是中央政府的缩小版，在职能、权力方面有本质的不同。发钞权就是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地方政府没有印钞的权利，也不必为此担义务——保证钞票越来越多，而且一直能买到足够消费品的义务。领导自然关心的只是赚钱，增加本级财政收入，有了收入才有办法出政绩、攒官声。

所以，四万亿之错，不在于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在于给地方政府上项目的权利的同时，没有严格地规定投资方向，制定投资计划。结果地方政府和银行一拍即合，大上房地产项目，铺了一个到现在也没铺完的摊子。贷款跟不上的时候，地方政府就发地方企业债、拉信托资金避免烂尾，赚到钱了就发福利。等到房价停滞、钱荒来袭，再高的利息也拉不来接盘资金，地方债（严格来说是以地方融资平台为主体的地方企业债）危机就开始按照缺口大小逐个吞噬地方财政了。

当然，地方政府和银行也不是不重视实体经济，就像上面说的例子，建新城的时候地方政府至少知道搞个产业园的概念。这几天被财经媒体盯得紧的唐山曹妃甸新区，也是准备大上工业来还债赚钱的。只是地方政府觉得，既然盖房子、修基础设施也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用的都是没啥风险的成熟技术，还能立竿见影地拿到回报，当然要优先干。研究工业，配合国家产业升级，那是很了不起的大事，但回报期明显超过官员任期，也长于银行经理升职的考察周期。既然中央也没给分配明确的产业分工，了不起的事情还是留给别人去做吧。

所有地方政府和银行都这么琢磨，结果自然是基础设施相对过剩，工业相对不足。给地方债危机做辩护的人总说“实体经济怎么会有泡沫？”。但实际上这句话必须加个定语才合适：“发展平衡的实体经济怎么会有泡沫？”。中央政府自己不负责调整产业结构，把重大项目的权力扔给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结果就是实体经济中容易炒作的那部分成为泡沫，其他方向依然短板。印出来的钱还是没有依托。可见，四万亿的问题不是政府干预太多，恰恰是中央政府干预太少。

11管就要管到底

因为政府干预过少的“实体经济”泡沫远不止房地产。最近因无锡尚德破产、欧盟贸易战而引人注目的光伏产业就是好例子。

光伏产业是太阳能发电的一种，理论上大有潜力，但是眼下的设备生产成本很高，折旧周期、运行成本都不能让人满意，发电不稳定，对电网伤害也大，如果不在技术上达成突破，很难和火电、水电等廉价、稳定的电站竞争。暂时本不该有太多的应用，但政府的补贴制造了“奇迹”。

政府推出的补贴方式颇为简单明了——根据装机容量给高额补贴，希望补贴出来的利润能促使企业努力改进技术。比如纳入“金太阳”项目的光伏厂，政府可以承担50%-70%的光伏厂建设成本，再加上其他方面税费减免，光伏电厂只要运作的好，完全可以主要靠政府资金来修。如此优厚的补贴政策，刺激了各路资本疯狂建设光伏电站或光伏电池厂。为此不惜篡改地方气象数据，在并不适合搞光伏的地方建电厂。银行在高额利润面前也毫不犹豫地跟进。

后来国家补贴力度逐渐减弱，再加上国际贸易战影响，这些刺激出来的产能不要说赚钱，连生存都有问题。媒体因此一致谴责政府干预市场，拔苗助长制造泡沫。

实际上，这里的问题恰恰是政府干预不够。

光伏行业之所以需要鼓励，原因在于“环保”这个概念。即不烧煤不排碳就能发电。但是，光伏设备生产本身就需要大量的能源，排放大量的污染。多晶硅提纯这个环节尤其耗电，并排出基本无人处理的四氯化硅。这正是建设成本高昂的原因。现在国家承担了这部分成本，希望光伏电站能在运营阶段发出廉价、环保的电力，结果光伏的上网电价还是远高于传统发电方式。至少在现阶段的技术水平下，我很难说光伏到底是清洁能源还是高污染能源了。

国家给光伏企业提供补贴，本意是通过财政来“制造”利润，希望获得利润的企业能努力改进技术，尽快降低光伏生产的污染和耗能，降低上网电价，提供真正的清洁能源。但是，对于资本来说，既然在现有技术下建电厂就能赚钱，搞产业升级却要冒风险，为何不把利润拿来继续建电厂呢？有了政府补贴兜底，银行怎么会不乐意贷款来支持这个高污染产业？

于是就有了高污染的光伏厂遍地开花，上网电价却始终居高不下的现实。补贴稍有变化，庞大的资产就成了泡沫。要避免这种泡沫，归根结底不是政府不该补贴，而是政府应该直接干预企业行为，干预他们使用利润、使用贷款的方式。否则清洁能源终究是一个泡沫。

看最近的消息，政府补贴有所变化，从直接补贴建电厂变成了补贴上网电价，每度电补贴上限为0.45元。这固然比此前直接补贴建电厂要好一些，但依然是一个不解决终极问题的方案。如果降低成本的技术遇到瓶颈，新的补贴政策依然会鼓励发电企业低水平扩张，而不是投资技术升级。把产业政策交给企业、把投资审查权力交给只看利润的银行，政府负责出钱制造利润却不管具体怎么花钱，迟早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下场。

12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

本文前面的部分可以总结为这么一句话：以产业规划消灭金融泡沫。不过，多年以来我们被灌输的经济学“常识”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僵化，政府插手经济破坏市场均衡，远不如让市场自己选择投资方向。更有各种论文论证：由于信息不足，计划经济永远达不到完美状态，必然失败云云。

没错，没有任何机构能搜集所有的信息，包括投资公司，包括跨国资本集团，也包括政府机构。但是正如那个古老的笑话：如果你跑不赢狮子，能跑赢同行的胖子也可以。计划经济从来不是作为一个完美形态出现的，只要做到相对优越即可。如果说政府存在信息不足导致的问题，市场经济也一样。

但是，纯粹的市场经济有个致命的问题——市场经济会随机地制造错误，资本更可以利用这些“错误”发财，炒作泡沫（比如房产）——甚至是赤裸裸的泡沫（比如传销）也可以赚钱。危害最大的泡沫并不是无数散户追捧的结果，而是少数寡头煽风点火，裹挟社会资金主动炒作的结果。相比之下，政府至少没有动力公然制造错误。这才是（中央）政府行为能对抗泡沫的原理。

进一步抬杠，还可以说政府里也有腐败，也可能有工作人员制造错误来发财。但这依然和资本集团制造的泡沫的行为有本质不同——在泡沫中发财的资本操盘手可以公然炫耀他的财富和荣誉，可以自称人生赢家、青年典范，反过来再动用资本影响舆论；制造政策漏洞来牟利的工作人员最高成就只能是闷声大发财。公然抢劫和偷偷挖墙脚，危害级别还是有明显不同的。

更原则性的问题在于如何认识经济增长的原理。市场经济的优势在于，在给定边界下达到资源配置均衡，资源最优化配置。但现代社会的经济增长恰恰不是通过达到均衡，而是通过打破均衡来达到的。工业经济打造了信用货币和中央银行，抛弃了金本位，实际上这意味着整个社会已经承认了工业时代新的经济模式。唯一的问题是谁来履行“打破均衡”的任务。

从科技发展趋势来看，事实证明，随着科技发展越来越超越普通人和银行经理的认识水平，市场经济中的资本越来越不愿意主动承担“打破均衡”的任务，更愿意利用自己相对小资本的信息不对称来炒作泡沫。这体现在工业经济发展上，就是基础技术研发停滞，反过来又会促使资金进一步涌向泡沫（制造泡沫），形成恶性循环。美国衰落就是这个套路，如何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则是中国现在面临的挑战。

从企业和商业银行的角度来看，金本位货币和信用货币区别不大，都是多多益善。但政府拥有印钞权，即定义财富的能力，有能力也必须认识到财富不是钱，是工业经济不断提高的生产能力。所以，政府必须主动担负起“打破均衡”的责任。否则就是自己忽悠了自己，成了最大的经济笑话。

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回到全盘计划经济的时代。在给定的技术、产业框架下，企业积极性和市场博弈过程是很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政府不需要全盘管制，也不需要对大多数企业行为加以限制，但一定要知道应该在哪些方面实施坚决的管制。从“四万亿”和光伏泡沫的例子看来，在政府需要插手的地方，在需要贯彻产业政策的地方，政府干预切忌半心半意，羞羞答答。又想指导企业行为，又总惦记着“市场原则”，势必两面不讨好。

客观地来说，政府在落实产业政策上“手软”也不仅仅是个经济认识的问题。干预企业行为，势必影响一部分人的利益，这在当今社会意味着处理群体性事件，面对利益集团制造出来的舆论压力，乃至戴上“与民争利”的帽子。落实大规模的产业规划，重组产业链，往往意味着十倍百倍于一般房产项目的土地、基础建设问题，这在拆迁日趋艰难的当下，操作起来千难万难。

所谓理直气壮，“理”不直，就没有坚决落实政策的底气。现在政府自身的确存在严重的腐败，的确有许多官员在管制政策中牟利、忽视普通人的利益，这些事实无可否认。政府缺乏一套自洽的执政理论，以至于使用强制手段时总是有些心虚。这都是政府陷入舆论陷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重要原因。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让政府面对舆论压力能底气十足地喊出“为民谋利”的口号，面对利益集团没有“比烂”的心态，全面的产业规划才可能成为政府的选项。否则的话，政府手里的牌只剩下货币政策，只能在制造泡沫和戳破泡沫之间来回摆动——每一次摆动都要损失更多的政府信誉。

无论货币政策如何摆动，只要无法推动产业升级，信用货币总量就无法有效扩张，不甘寂寞的资本一定会制造泡沫来牟利。无论货币政策是松是紧，总是能拿出土地房产做抵押的投机商获得最多的金融支持。这正如成都武侯祠对联所说：不审势即宽严皆误。能否促成产业升级就是眼下的“大势”。这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政府如何重建公信力的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