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吃不吃狗肉的问题，偏安于南中国一隅的玉林城瞬间成了全国媒体的焦点，甚至还上了著名的自由歌手英国《卫报》和BBC。这倒是应了当代文化批判者的一句话：普世价值论者（比如这次的爱狗人士）总是把地方性事件给搞成了全球化事件。

狗肉生意最终还是如火如荼展开，据传比往年更热闹。就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历史之手在拿爱狗者做工具，炒红了狗肉生意，将这幕人间戏剧推向不可知的未来。《京华时报》6月22日的评论题为《爱狗人士为何折戟玉林狗肉节》。爱狗人士折戟狗肉节，这也是众多主流媒体的判断。当然，他们也像京华时报一样强调：也许“狗肉节”的取消乃至动保的全面胜利会在未来实现。

虽然媒体上很热闹，但这多少像是一场媒体事件。在生活中与周围的人交谈，恐怕很难感受到此事如此严重。但现代社会就是这样吊诡，与生活世界脱离的媒体事件往往会成为决定性事件，值得我们多加关注。

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玉林的风波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些年来，以环保、动保之名出现的矛盾冲突一直沸沸扬扬，极大影响了现实中的政府决策、社会变化。归真堂熊胆事件、高速路拦车抢狗事件等等大家都记忆犹新。在无休无止的风波里，看似媒体和网民也已经把能说的话都说得差不多了。就这次玉林的事件来说，无论官媒如新华社、人民日报、天津日报还是市场化媒体如新京报、京华时报都有评论。但即便道理说尽，事情也不会结束。很显然，这不是讲道理的事情，这是一个新时代的症状。

事已至此，我先不发更多议论给大家添堵，先说两件小故事吧。

一件发生在数年前于农村支教的时候。田间学校无法洗澡，周末要走七、八里泥路到镇上洗澡。有一天回来晚了，几乎迷失在黑魆魆的田间。忽闻路边有婴儿嘤嘤啼声，下到沟里一找，是三只刚出生的小狗。我装到塑料袋里带走，一路听他们哀嚎，倒像是给我的迷路配乐。心里发紧，同命相怜，我这种文学青年就是这么容易起自我悲情。终于遇到老乡问明路向，回到学校。同事说人没法养活小狗，要找大狗哺育。我就去村里小店打听，聊天的农民互相开玩笑说是你家扔的。说有一家有母狗在哺乳，我就去敲门，女人开了们，果然有只大狗。据说小狗被大狗不小心压死了，大狗正伤心。就托给他们养。过两天去看，小狗快断气了，还是养不活。我也不以为意，借着这个机会认识了这家农民，往来聊聊农村里状况。后来学校又有老师捡到狗，我倒是淡然了，说养不活的。她不听，自己用奶粉喂，还是死了。

农村里狗繁殖很多，送不掉就扔掉，也不是人人有那功夫去做绝育针。倒是我大惊小怪了。我在学校也养过一只狗，挺可爱，但有一天跟着别的老师去镇上，就丢了。那个镇上有几家狗肉馆，但我真没想到过跑去抗议。

我在农村养的小狗

另一件事情是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在北川中学，我遇到几个穿NGO组织T恤的女生，不知道是大学生还是高中生，成都来的，满面焦虑。见了我就问：有没有看见一只小狗？别人报告的。你看见了一定要告诉我们啊，狗很可怜的。

听到这事，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哎呀，人都救不过来，救啥狗啊。不过在当时的情景下，我不能不感受到她们那颗拳拳之心。余震还没停，小女生就为了狗跑过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堪比雷锋叔叔说的同志式的感情，堪比《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

说到底，这不是辩论的事情。即便这次玉林爱狗人士如此过激，即便网络上道理已经讲的如此透彻，你都不能不感受到爱狗人士的坚贞不屈、百折不挠、不依不饶。这是只有革命者才有的坚贞。而这类动物保护机构运作之积极，远超一些政府机构甚至其他NGO组织，好像只有教会之类组织才能与他们比肩。

媒体评论像真的一样

这次玉林事件，媒体纷纷尝试做个公允评判。普世一点的媒体倾向于用法律或者权利思维来评判，大意就是要有权利边界，不是嗓门大就有道理，两边都不要极端之类。新华社的评论则认为法无禁止也不一定可以做，法律不完善更要求政府干预，“关于个人的权利界限、政府的责任担当、食品安全的公众利益等话题的讨论远没结束，这中间私权和公权的‘为’与‘不为’都没那么简单，值得深思。”。新京报刊载才让多吉（公益人士）的评论则认为事情应该由两边通过公共讨论解决，政府之手不要伸那么长。人民日报23日的评论则建议：“对相反意见，要有一份温存”。怎样温存呢？我想不出来。但是谈论法律或者权利边界，在我看来是一种“装模作样”的讨论。因为事情很清楚，爱狗人士就是不能忍受法律边界才这样做的。吃狗肉合法不合法、爱狗人士行动合法不合法都不是关键，关键在于，爱狗人士一方已经不自觉地要把自身的阶级意识上升为全民法律规范。这种阶级意识的历史冲动一直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只是行动者自己未必清醒意识到而已。BBC是明白人，在这次的报导中揶揄道：“卷毛使小狗们看起来像熊猫一样”（暗示宠物像熊猫一样尊贵）。和爱狗人士去讲法律，从高速路拦狗事件一直讲到现在，他们会听么？相反，他们会认为是法律落后，吃狗肉者卑贱，甚至认为是恶法当道，他们有权替天行道。所以，讲法律、讲权利也就是不能说又必须说些什么时候的权宜之计，而动保冲突依然在现实和网上行成巨大势能。

中产阶级关于自身的一个误解在于，仿佛自己是通过讲道理来决定事情的。但这只是一个假象，你只能讲中产阶级要讲的道理，甚至他们自己也信以为真。中产阶级永远有决心要把自己的意识加诸环境，按照自身的生活方式和形象来打造他人和环境。比如我们支教者在农村改变最大的东西还是厕所和洗浴房。

狗与中产阶级“文明”

和所有人类群体一样，中产阶级也按照自身的喜好来决定事物秩序。比如猫狗更通人性，更接近中产。宠物意识的勃发导致他们将猫狗看作伴侣，因此也就划分了动物的等级。只是中产阶级的话语核心又是“一切平等”。既然不能承认不平等，只好说一切生命都需要尊重，一切动物都不能吃。反对者也很清楚地抓住了这一点，他们会质问爱狗人士：为什么不保护牛不保护羊不保护猪却只保护狗呢？猪肉干脆你也别吃了等等。但这是没法打击他们的，他们会说狗才是人类的朋友，只有狗才会拯救自己的主人。网友们立刻举例论证猪也会救主人，牛也救主人甚至鸡也会救主人。但这依然是没有用的，因为爱狗者与所有人类集团一样，以自己的情感为法则。牛当然也是部分人类的朋友，但不是他们的朋友。

一则富有代表性的微博以及网友互动

一些过激爱狗人士的表现折射出了中产阶级中较为蒙昧单纯的那一部分（当然不是全体中产阶级），他们总是不自觉地建立起世界的等级秩序，却又想要无视这个等级，掩盖这个等级。这便是中产阶级的糊涂之处，决定了这样的中产阶级无法成为真正的政治主导阶级。他们总是搞不清状况，甚至欺骗自己。正如埃及的市民、大学生为反对独裁上街抗议，终于换来选举，却和伊朗一样导致原教旨者上台统治，于是又转而投身军方独裁者怀抱，依赖军方，血腥镇压更底层的穆兄会。某种意义上，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也确实难以成功，因为占领华尔街的美国小资产阶级比起华尔街的大资本家要稚嫩许多，后者远远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身心一致！

归根结底，“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条政治法则，在爱狗人士身上依然发挥作用，但却是以无意识的怪异方式发挥作用。

爱狗人士已经在潜意识里搞明白了——狗是我们最亲近的朋友。牛羊猪等等说实话不算啥朋友，当然非需要这么说的时候也可以说是朋友。更有甚者，当狗已经成为其爱人，就更不能不反对别人去吃与自己爱人同类的动物。（这个大家能理解要理解，不能理解也要理解。）爱狗者是我们的朋友，吃狗者和卖狗肉者是我们的敌人。爱狗狗与吃狗肉是文明与野蛮的对立。吃狗杀狗就是没有人性。没有人性，在理论上就不是人！（反人类罪也常常就是这么推导出来的。）

“人性”常常都是一种武器而不是和平。谁垄断了“人性”的定义，谁也就有权统治。不同意其界定的就是反人类，这已经是当代西方“普世价值”政治的奥秘了，这里还是先打住不谈吧。爱狗人士还只是在争取垄断人性定义而已，实力尚不够。

不能影响他人的世界，就影响自己的世界。杨幂等明星大V在微博上大力呼吁禁吃狗肉，说到底，是为了与自己的中产阶级粉丝们共鸣。即便不能影响玉林，也有助于粉丝们沉浸在人狗平等的美妙幻觉里，维系明星与粉丝的情感世界。

那些不是爱狗人士也不是明星粉丝的善良人士，平时会真诚地反对杀大象穿皮草之类行为，也会推导出不吃狗肉与不用象牙一样，属于“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的爱心环保行动。可是这里要弄清楚的问题是：使用爱马仕真皮包的人和大力呼吁禁食狗肉的人往往是重叠的，看看那些明星就知道。同样，某些生活奢侈、开豪车甚至拥有私家飞机的人却最喜欢反对三峡大坝。豪车几辆、却还要买特斯拉以示环保（特斯拉电能的碳排并不比燃油汽车少）。他们的行为破碎，自相矛盾，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或者也不需要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善良人们厌恶的是贪婪的欲望和资本主义吞嚼一切的运作方式，但有钱人消费爱马仕和鱼翅的欲望与普通市民食用肉食狗的欲望绝非同一等级的欲望。（至于说玉林人食用的是偷来的宠物狗之类的说法，因为这种缠辩档次太低，不在我的讨论辨析之列）

为玉林狗肉节对阵双方出主意

那么被舆论卷进风暴的玉林政府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玉林政府否认有狗肉节说法，说是民间传统。有店家因此感慨政府口风变化快。应该说，政府抓住一切传统、文化来为经济搭台唱戏，是当代所有地方政府的内在需求。就像我的家乡明明是个工业新城，却爱年年举办唐诗节，把李白衣冠冢修缮一新。看似玉林只要躲过去这次，以后只做不说，闷声发财，这也算是一种传统智慧。但是面对这个已然将是中产阶级天下的现代社会，能否有与时俱进的办法？

我看，玉林政府和当地市民社会可以勇于创新，创造“文明狗肉节”。内容包含建立和倡导一种比美国屠宰场更先进的现代化屠宰办法，让肉狗无痛苦死亡。实现卫生检疫、拍照管理等等一条龙服务。东莞的“肉生意”都做得到，玉林也能做得到。在文化宣传上，也要往高大上的普世价值方向靠。比如可以引用迪斯尼经典动画片《狮子王》里的狮王教诲：“我们吃羊，但我们最后也会化成泥土，变成小草，而羊会吃草。生命就是这样生生不息！”那么爱狗人士想必也能接受。（切记这种话必须是美国狮子说的才行，因为对爱狗人士来说，中国的狮子缺少公信力。）

另一方面，碰壁的爱狗者又该怎样做？

在我看来，爱狗者是被自己的“平等话语”束缚了思想。他们应该意识到，人类本来就有权决定万物的秩序，除非主动放弃这个权力。他们应该勇于摆脱这种虚伪的话语束缚，敢于理直气壮地说出自己的尊卑观——有些动物是你们的朋友，有些不是。这就像革命时期首要的政治任务就是搞清楚敌友问题。不可能因为都是人类就都是我们的朋友，日本军队集团不是，反动封建、买办阶级也不是。如果坚持以教条的平等主义和普世环保价值来做行动号召，反而会导致自身的矛盾。现在明白人越来越多，靠普世价值的招牌肯定是越来越难以忽悠。此时就必须思变。

在我看来，欲速则不达，动保人士要有耐心，不要过早暴露实力，过多消耗实力。就像革命战争时期，盲动主义会毁灭革命力量，稳扎稳打才是办法。我看爱狗人士完全可以像四百年前的英国五月花号船员一样，既然在本土没有希望，就勇敢地闯荡新大陆，开辟一个自由的乌托邦。玉林食狗势力强大，可以去别处，先创造一个人狗和谐相处的小世界，发挥榜样作用以德服人。在今天这样一个连去火星都有很多人报名的世界，爱狗人士也完全应该有勇气开辟这样一个美丽新世界。

就全社会来说，对待爱狗者应该持同情的态度而不是鄙夷嘲笑他们。可能他们才是真正的孤独者。只是因为狗，他们才找到了进行社会行动的动力。

我觉得，媒体应该深度采访一下爱狗者，帮助我们了解他们的人生，他们的童年，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职业，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我们或许也需要诸如“亚洲善待爱狗者组织”这样的公益组织，用爱心对待他们，增进双方的了解，而不是激化对立。电视上那个在玉林街头对着摄像机说反对吃狗肉是为了玉林市文明形象的阿姨，面容表情有些扭曲，她有没有生活上的苦恼需要他人关心？参与到护狗运动里的并非都是中产阶级，也包括一些生活无望的人群，他们对狗朴素的相依为命之情也会被裹挟到中产阶级领导的爱狗运动里。就像现在很多西化自由主义者跑到农民工中间试图领导工运一样，凸显中国的复杂性。

媒体也应该小心谨慎，诸如天津日报发表的《“狗肉节”，文明与野蛮的博弈》，且不说这是西方界定的文明野蛮二元对立思维的延续，对普通人也无异于火上浇油，难道只有狗不理肉包子才是文明的象征么？

只要看过足够的文章，就会明白已经有人说出了足够多的道理。法律论者已经指出，保护动物不能使用非法的手段。科技论者已经指出，对猫狗的无限保护导致猫狗泛滥，令别的生物无法生存，反而破坏小区、绿地的正常生态（参见刘夙文章）。遗传学者已经指出，恰恰是人类的宠物需求和宠物养殖培养出基因变态的狗，从而给狗带来无尽的痛苦。工业党已经指出，恰恰是化肥等工业技术的发展，使得养猪业发达，肉类容易得到，部分人士才愿意舍弃吃狗肉的机会，但素食主义者往往又反对新农业技术，不明白自己不吃肉的奢侈恰恰因为农业技术的进步（参见桑本谦文章）。阶级意识论者则指出，这是先富起来的中产阶级宠物意识先行勃发，才导致与一般草民的生活方式冲突。更深刻的人类困境逻辑研究者会指出，环保甚至就是工业社会自身的一个副产品而不是敌人。比如黑熊拯救者所要保护的熊恰恰是熊胆企业培养出来的，不生产熊胆制品，这些熊就不会被生出来，所以恰恰是归真堂给了这些动保者保护熊的机会，动保者就是归真堂体系的同胞兄弟……

但说理不会改变什么，环保动保这一关是必须过的。归根结底，狗肉的事情将不是在狗肉市场解决，也不会是在玉林解决。一切取决于我们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变化。胜负在别的地方分晓。我们的发展是让矫情与伪善越来越多，还是让脚踏实地的生活工作社交体验越来越多？

既然中国的快速发展内涵了中产阶级的崛起，则护狗意识是中产阶级上升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意识形态。只是还有其他中国特色因素也会介入其中，使其变形，比如西方意识形态的作用。BBC直言：与中产阶级崛起联系在一起的是社交网络的发展。我们已经看到，社交网络如何乘数放大了中产阶级的假象，甚至反过来弄假成真。

在当下，劳资矛盾、环境问题、民族问题这三样原本清晰的事情，甚至也变成西方不友善势力挑动国内稳定的三张牌，从而削弱了原本的正面价值。在玉林这件事情上，谁又是有意无意做了这张牌呢。玉林的老百姓基本做到有理有据，没有过激行为，值得我们点一个赞。

6月24日补充：

在以上昨天的文章里，我希望有记者访问爱狗人士以增进相互了解。今天已经有新闻出来，提及几位在玉林风头正劲的代表人物。其中一位是火锅店女主，60多岁，曾因为一只流浪狗为她赶走小偷而开始收养流浪狗，至今已经花费200万元。见到流浪狗“就腿发软”，不收养不行。另一位杨女士则是66岁的退休教师，带着一位大学生志愿者共同行动。大学生很羞涩。几位主人公都是老年妇女，一瞬间，大妈广场舞的群体画面突然跳到我眼前。这里面有没有共同之处？

正如跟评网友指出的，吃狗肉者既有普通市民，也不乏土豪，护狗者既有多愁善感中产阶级，也有偏执或者惨淡的人士。一切都向我们展示出一副更加复杂的画面。其中不仅有中产阶级意识形态因素，还有比如一直存在的传统恻隐之心以及恻隐之心的夸张化，还有诸如城乡差距等等等等无穷无尽因素。

我一直提醒注意问题的复杂性，但本文无法穷尽这种复杂性。需要指出的是，在任何时代都会有主要矛盾、次要矛盾，更有所谓“矛盾的多元决定”一说（阿尔都塞）。换句话说，今天的各种矛盾都不再像过去一样面目清晰，而是互相影响。即便是传统的恻隐之心，也因为今天的传媒炒作、社交媒体、西方化、市场化、高速现代化等诸种因素的介入而严重变形，比如在过去，爱心大妈的远程投放和媒体宣传是不可想象的，背后的支撑力量又是什么？单纯只是恻隐之心么？所以我们也绝对无法只用人道、文明之类简单框架来解释。

在此推介一下《文化纵横》杂志上郑振清老师的一篇精彩文章《台湾激进主义的根源》。文章分析台湾服贸运动背后的台湾阶级问题。服贸运动的动力来自阶级问题，但这却是一种没有阶级分化的阶级政治，又有民进党的话语政治操作起到决定性作用，凸显全球化时代阶级政治的复杂性。同样，中国狗肉政治背后的阶级问题也更加复杂，但我们也不可因此否定有主线的存在。

同时还需要注意，现实中的爱狗者与舆论中的爱狗话语并不是一回事，本文强调当今话语政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现实中冲上玉林街头的若干爱狗人士是我们理解问题的材料，但并非问题的全部，相比弥漫于公共空间的“爱狗”话语，甚至只是催化剂而已。